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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含《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部分。

乡土中国：

重刊序言

一 乡土本色

二 文字下乡

三 再论文字下乡

四 差序格局

五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六 家族

七 男女有序

八 礼治秩序

九 无讼

十 无为政治

十一 长老统治

十二 血缘和地缘

十三 名实的分离

十四 从欲望到需要

后记

乡土重建：

代序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一 乡村 市镇 都会

二 论城 市 镇

三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

四 基层行政的僵化

五 再论双轨政治

六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七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

八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

九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

十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

十一 乡土工业的新形式

十二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

十三 节约储蓄的保证

后记 对于各家批评的总回复

费孝通（1910-2005），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主要作品有《乡土中国》《乡土重建》《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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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接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关于病和贫我们似乎还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是说乡下人“愚”，却是凭什么呢？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我曾带了学生下乡田里长着包谷，有一位小姐，冒充着内行，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旁边的乡下朋友，虽则没有啐她一口，但是微微的一笑，也不妨译作“笨蛋”。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那是知识问题，不是智力问题，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一般。如果我们不承认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是“白痴”，也就自然没有理由说乡下人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等时常会因政令而改变的方向是因为他们“愚不可及”了。“愚”在什么地方呢？

我还想在这里推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是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

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的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愈繁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语言也愈趋于简单化。这在语言史上是看得很清楚的。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也必然会因个人间的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即所调的“行话”。行话是同行人中的话，外行人因为没有这种经验，不会懂的。在每个学校里，甚至每个寝室里，都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最普遍的特殊语言发生在母亲和孩子之间。

在一个依本能而活动的动物不会发生时间上阻隔的问题，它的寿命是一连串的“当前”，谁也不能剪断时间，像是一条水没有刀割得断。但是在人却不然，人的当前是整个靠记忆所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如果记忆消失了、遗忘了，我们的“时间”就可说是阻隔了。

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果，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我说了这许多话，也许足够指明了人的生活和时间的关联了。在这关联中，词是最主要的桥架。有人说，语言造成了人，那是极对的。《圣经》上也有上帝说了什么，什么就有了，“说”是“有”的开始。这在物质宇宙中尽管可以不对，但在文化中却是对的。没有象征体系也就没有概念，人的经验也就不能或不易在时间里累积，如要生活也不能超过禽兽。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公民”的观念不能不先有个“国家”。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民族的“部落”形态中传下来的。部落形态在游牧经济中很显著的是“团体格局”的。生活相依赖的一群人不能单独地、零散地在山林里求生。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个安居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可以在土地上自食其力地生活时，只在偶然的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因之他们的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另找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讳隐。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于”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这差别倒并不是起于有着悬殊的遗传特质，这在世代婚的小社区里并不会太显著的。永远划分着人们生理差别的是男女两性。正因为还没有人能亲身体会过两性的差别，我们对于这差别的认识，总是间接的；所能说的差别多少只限于表面的。在实际生活中，谁都会感觉到异性的隔膜，但是差别的内容却永远是个猜想，无法领会。

在以充分了解来配合人们相互行为的社会中，这性别的鸿构是个基本的阻碍。只在他们理想的天堂里，这鸿沟才算被克服宗教家对性的抹杀，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决不是偶然的。完全的道义必须有充分的了解，无所隔，这就不能求之于生理上早已划下了鸿沟的男女之间。

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但不是经济的生产，不是个事业。恋爱的持续依赖于推陈出新，不断地克服阳碍，也是不断地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从结果说可以是毫无成就的。非但毫无成就，而且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依现代文化来看，男女间感情激动的发达已使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这事业除非另外设法，由社会来经营，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这社会上的基本事业。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所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需规律”。的确有些人这样想过。返朴回真的老子觉得只要把社区的范围缩小，在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里，社会秩序无需外力来维持，单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闻知，就能相安无事了。

不论在社会、政治、经济各个范围中，都有认为“无政府是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所谓“无政府”决不是等于“混乱”，而是一种“秩序”，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一种自动的秩序，是“无治而治”的社会。

书籍介绍

本书包含《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两部分。

• 作者： 大青在读书 发布时间：2021-03-19 11:15:06

  越是古老的内容越是真实，现代社会中的种种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问题也是一样的，不会有太多的差别。看待事物的本质，就是要找到核心问题，我佩服作者的学术研究力，更钦佩那时候的学者，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印证了中国的时代发展进程的方向，更是一种警醒。

• 作者： 简慢人生 发布时间：2019-12-21 16:02:31

  民国时期的思考，直到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高一下语文教材的指定用书。但我看，恐怕没多少人会读吧？好书，一旦成为教材了，就没人愿意好好阅读了。

• 作者： 流水线 发布时间：2020-02-27 20:10:13

  乡土中国可能现在孩子都不会有啥感受了，乡土重建好些观点还有用。

• 作者： 唧唧歪歪的GY 发布时间：2020-05-29 13:41:05

  后面一半不想看了

• 作者： 青竹子 发布时间：2018-05-06 15:02:55

  在侨福芳草地中信书店2小时看完，全书重点是：赶紧买定投基金！

• 作者： 钳子工人 发布时间：2020-04-11 21:59:35

  预估和历史有一点偏差，但事实证明那些偏差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灾难

• 读费孝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作者：一了 发布时间：2007-03-03 14:52:54

  读费孝通《乡土中国》（一）

      第一章是“乡土本色”。作者开篇就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中国社会虽然有很多阶层，但是他们都是从乡村社会分离出去的，在行为方式社会习惯方面还带有很多乡土社会同样的痕迹（虽然他们自己是很不愿意承认的，因为“土气”毫无疑问是一个十足的贬义词。），所以要研究“中国性”，就不得不从根基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乡土社会。另一层意思是说现在这个乡土性只局限于基层，就是说虽然地主、知识分子、工人、资本家等社会阶层都是从乡土社会分化出去的，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与乡土社会有了很大不同，所以那些城里人对乡下人冠以“乡巴佬”的称呼，因为他们对于乡土社会已经完全没有了认同感。至于这些阶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怎样具有着乡土社会的文化的根，后面会有详细的分析。

    在第一章里，作者从“土气”切入，分析中国人的农业本性。“远在西伯里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种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因为农业的固定性，才有了“土气”，所以说这个词很贴切的描述了中国的农业本性。“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的生活范围有地域和空间的限制。由于生活的固定，结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许多中国社会的特征都是由此而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早在战国就有墨家提出法制社会的观念，但是两千年了中国为什么还是人制社会？就是因为这种人际关系的局限性和邻里的熟悉性。“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行了，还用的着多说么？”这种生活背景下显然没有法律和合同之类东西存在的必要，因为那都是对付陌生人的，只有整天要和陌生人打交道的现代人才需要。对中国人来说，分得太清楚未免伤了感情。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大概也从这里来。

      第二和第三章讲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因此文字发明了几千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依旧目不识丁。当然当代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农民必须要识字了，因为要科学种田、操纵机器。但是实际上我的母亲初中毕业，但是由于农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文字，长年没有阅读和书写，因此现在已经忘的差不多了，读我的家信都很吃力。这无疑是费老观点的例证，说明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农民的生活还是带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痕迹——地方性和口语化。（待续）

  读费孝通《乡土中国》（二）

  （一）在“男女有别”一节里，提到Oswald Spengler曾说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Apollonian亚普罗式的，一是Faustian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是前者，现代社会是后者。

      且不说是不是，我对这两种文化模式很感兴趣。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对理想世界的拙劣的模仿，还有圣经中对于原罪的解释，原来都是前一种思想的表现；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苦难越大，生命力因之越强，生活的意义因之越深。这里面隐藏了一个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无非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二）对于男女感情，费老又说“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最后的统一是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男女的共同生活越是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序也愈是深，求同的障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这阻碍的创造力也需更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费老这里说的是性别差异带来的异性吸引力和爱情。我不由想到我们在感情中体会到的爱情，如果抽去了表层的性欲和生活，其实就是这种依恋感，这种恨不得和对方变成一个人的冲动。卢克莱修说“情人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情爱的牙齿顶着牙齿，但他们不能在另一方销魂，也不能成为另一个自我。”正是这种永远不能克服的距离产生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很多人难以体会这种本质的爱情，甚至用性或者“在一起”代替爱情，无疑是对爱情的肤浅的理解。

  （三）在“礼治秩序”里，费老认为中国社会既不是法治也不是人治，而是礼治。若是法治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私情和冤案发生，若是人治就不会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人总说身不由己烦恼重重了。中国社会的人们是依照多年以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行事的，不管处于什么地位，都得按照这些规定行事。儒家说“克己复礼为仁”是个最好的例证。

  （四）接着，在“无讼”里，费老接着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

      我想到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很少有人想到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不管你有理还是无理。当然过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乡土性已经有所稀释，乡村里的家长和长老们的影响力慢慢下降，村里以前经常为人评理的人现在只不过是个婚丧嫁娶仪式的主持者，平时喜好赌博，在乡亲中已经没什么威信。

  读费孝通《乡土中国》（三）

  在下面几节里主要讲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具体统治进行方式。

  （一）在“无为政治”里。费老总结论权力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社会冲突和剥削统治产生了权力，一种认为社会合作和社会分工产生了权力。一个来自于暴力，一个来自于契约。费老认为两者并不冲突同时存在，前者成为横暴权力，后者称为同意权力。接下来费老认为中国乡土社会这两种权力都很微弱，因为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剩余价值不多，横暴权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被陈胜吴广之流推翻；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基本上自给自足，“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所以依赖社会分工存在和壮大的同意权力也很微弱。最后费老说“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维持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的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依我的生活体验，中国农村的权力基本上还是以同意权力为主的，因为上面说到“礼治社会”，所谓“礼”难道不是大家在生活中相互协调达成的一致吗？乡绅和长老们的调节纠纷的权力和威信，不是同意权力吗？

  （二）在“长老统治”里，费老在上述两种权力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化权力的概念。它产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或者说是爸爸式的，是Paternalism。家长对孩子的权力是既非横暴又非同意的，是基于血缘事实和社会经验的。孩子们必须遵从长辈的意愿，以适应这个他并不了解的社会，他没有选择的机会；但是父母并不从教育孩子这件苦差事上面得到实际的好处，父子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利益冲突。但是“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的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孩子们受到的教化是全方位的、深入到每一个生活细节的。而且教化的权力由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又扩大到成人之间，这就是长幼之别，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长幼分得这么清楚，兄弟姊妹叔伯，每个前面都要加一个数字“大哥”“三姐”“二叔”，相比之下，英语中只有brother、sister、uncle等。

  （三）在“名实的分离”中，费老又提出了时势权力的概念。与教化权力产生于社会继替不同，时势权力产生于社会变迁。哪个占主导是由社会变迁的速率决定的。如果社会的变迁速率慢得和社会继替的速度相同，那么就没有革命的需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社会变迁被父子之间的更替消化掉了。但是社会变迁快到社会继替消化不了的时候，就会出现“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旧的传统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需要加速的改变和革新了。这时候就会出现“时势造英雄”，由有才能的人出来充当文化英雄或者政治英雄，推动社会向前变革。从这个角度看，苏俄的专制统治和沙皇的统治是不一样的，后者是横暴权力，而前者是时势权力，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充当了文化英雄的角色，带领苏联国家和人民加速实现现代化。这样也可以理解英国为什么可以不流血的实行各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就在于社会的领导者可以及时顺应社会变迁和历史潮流，所以不致发生流血革命。

      回到乡土社会，“中国思想史上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外，自从定于一尊之后，也就是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相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儒家经典只有那几部，但是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的诠释版本，一代又一带人对经典做着自己的诠释，经典诠释著作要比经典多得多。形式没变，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中国人虚伪的劣习也由此而来，因为长辈和经典的权威不可侵犯，只有通过歪曲解释和阳奉阴违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就像费老说的，“虚伪在这种情形下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

  （四）在最后一节“从欲望到需要”中，费老认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还举了北方人爱吃大蒜为例，这不是遗传的，而是从小养成的。文化对欲望有着筛选的作用，“自觉的欲望是文化的命令”。

      但是我不同意，爱吃打算并不能说是欲望，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并不是所有的“我想”都是欲望，“我想吃饭”是欲望，但是“我想吃米饭”就不能说是欲望了。因为欲望应该是人之本性，很多地方的人们饿了并不想吃米饭。这种应该叫需要，需要是带着个人、文化和地域的烙印的。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欲望是什么呢？食色性也，那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这里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延绵，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会有五味之好。”

      我觉得“食色性也”这句话揭示了欲望的本质，“食”是为了人个体的生存和延续，“色”是为了代际之间的继替和延续，满足了这两点，一个物种就可以绵延不绝，这样看来，人类只是一种普通的生物而已。所以说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动物性，是人类之所以能够繁衍到今天的生物机理。但是单纯的欲望并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节制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人会思考，会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之快，能够有计划地行事，通过长时间一系列的活动来达成目标，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以前我说理想因为不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不是人的本性，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与生俱来的是动物性。动物的意识中是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它们只生活在现在，而人生活在一个延续的历史中，不仅是个人的延续，也是代际之间的延续。

      这才是人类的伟大之处。

  <<完>>

• 差序格局与今日之变化

  作者：好奇宝宝 发布时间：2013-01-04 09:50:48

  一、“差序格局”概述

         第一章《乡土本色》叙述了中国社会的乡土性，概括了全书所阐述的“乡土”的概念。中国社会长期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形成了中国较西方的个人社会所不同的熟人社会。个人社会以法治为基础，熟人社会以礼治为传统。

         法治与礼治的不同在于，法治依靠权力机构和公共的力量维系，礼治则更多地依赖于传统，是一种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在这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第四章提到的“差序格局”，这是费孝通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观点。

         “差序格局”总结了中国社会复杂而又独特的人际网，不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可以此概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费孝通以“水波纹”来比喻这样的格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就越推越薄。这样就形成了差序。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德就在这样私人联系的格局下发生着意义。

         差序格局以地缘和血缘的联系作为基础。血缘纽带是差序格局的出发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到，“血缘社会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父死子继：农人之子恒为农，商人之子恒为商——那是职业的血缘继替；富人之子依旧富，那是财富的血缘继替。……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血缘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 ”

         差序格局之下的私人道德不同于西洋团体格局中的道德体系。西洋信奉上帝和耶稣，上帝是每一个人的神，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因此每个人的权利平等，权利平等形成了互相监督的团体，最后形成了平等的国家。并且为防止权利的失衡，制定了宪法作为保障，人们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行使权力。

         再说回差序格局。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差序格局里，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根深蒂固。孝、悌、忠、信都是私人道德中的关键要素，还有最常被提及也是最难以解释的“仁”。这个观念是逻辑上的总和，因为在团体性并不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的道德要素中来。然而传统里的道德价值标准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冲突中显出了它的弊端。

         费孝通在第五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中写到，“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 ”《孟子•尽心上篇》中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舜做了皇帝也应保全他犯了法的父亲，这个故事说的就是在中国社会中私人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

         乡土中国之中的差序格局，以及差序格局下的私人道德，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特色，也是社会向民主法治进步路上的一大阻碍。因此费孝通先生对此的研究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是有深刻意义的，《乡土中国》成书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科技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曾经的乡土中国也在发生着她的改变。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以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论基础，进一步展开比较和探索。

  二、“差序格局”在今日面临的冲击

         《乡土中国》成书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距今已有六十多年的时间。这六十多年里，中国社会也发生着它的变化。民俗学的研究应是活态的，费孝通先生当年解读、阐释的目的是为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当今我们解读《乡土中国》也应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现在。费孝通先生的理论是开创性的，我们的解读在以书中理论为基础的条件下也应结合现在社会发生的变化。“差序格局”概念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缩影，但它如今也遭受了一些冲击。

         首先是城市化。195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城市化水平只有不到11％，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突破50％。（中科院2012年10月发布的《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城市化不仅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乡村转变成为城市的过程，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乡土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

         城市化增加了年轻家庭的独立性。以我自己为例，我的父母都是闽南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闽西的新型工业城市三明。我从小生长在三明，自幼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每逢节假日才回老家。因此在我的印象里对除父母外的家庭关系是十分模糊的，从小认知的家庭范围就是由爸爸、妈妈和我组成的三口之家。

         不会说闽南话，对闽南文化的了解不深，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隔断了我与闽南老家的地缘和血缘联系，我的家庭更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三明是个移民城市，我身边的同学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与乡土社会带有浓厚血缘色彩的人际网相比，我们的人际网更多地来源于周围的同学、朋友和同事。

         这就是贺雪峰教授提出的“原子化”。他借鉴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这个描述传统乡村社会性质的概念，从村庄地域边界与村落内部信息传递性的角度，提出了“半熟人社会”概念。“半熟人社会”中地缘和血缘的地位被削弱，上文已经提到，地缘和血缘是差序格局的两个重要基础，在城市化的进程下它们的作用已经不那么明显了。

         其次，中国特有的生育制度减弱了血缘纽带的人际圈。费孝通先生在《差序格局》中形容差序就像“水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就像儒家最考究的人伦，《释名》中说“伦也，水纹相次有伦理也。”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网是有差等的，血缘纽带最亲密的关系圈是自己的父母和亲兄弟姐妹。然而随着1981年计划生育的开展，这层最核心的关系圈被破坏了。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很难再像传统中国人那样看重血缘，而削弱了中国人的血缘观念，就等于抽掉了差序格局的根基。

         再者，随着建国后工业化范围的扩大，农村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工业化与西方有所不同，它不是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自然发起的，而是带有一定的政策强制性。政策强制性的手段就是牺牲了农业利益。建国前30年，计划经济利用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积累原始资本，改革开放后的30年，城市利益集团和工业经济利益集团仍然通过廉价使用农村和农业资源来发展工业，打造城市经济。这除了表现在廉价使用农村的矿产资源、农业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之外，更表现在廉价地使用农村土地资源之上。

         土地是乡土文化的根基，乡土文化中，许多人一辈子“生于斯，死于斯”，依靠着土地生活。经济是文化的基础，乡村经济的衰弱和工业化带来商品经济的兴起形成巨大反差，使乡土文化无法与城市文化相抗衡，加上西方文明的冲击，乡土文化正在逐渐衰弱。

  三、“差序格局”的走向与研究意义

         有论者认为中国的乡土特色可以永不消退。从古代发展到现在，历经了晚清的西方侵略冲击和工商业发展，中国的乡土模式仍然稳固。他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永恒的概念，还有人进而认为未来中国的社会秩序，还是赖于恢复以往的人伦关系，以及其背后的儒家理念。

         这种观点是保守的，儒家理念所维护的差序格局仅适用于乡村类的封闭地缘中的秩序维持，在这个范围内人们遵循共同的习俗、观念和礼仪，处在以一定血缘相互联系的人际关系网中。

         然而血缘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缺乏变动，年长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教化得以维持。实际上随着国内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乡土社会的血缘性和地缘性逐渐减弱，差序格局受到冲击。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革命运动，更是在那个时期打乱了差序格局，建立了一种基于政治力量的“阶级感情”，使差序格局模式几乎崩溃。革命停止后，中国才逐渐恢复往昔的乡土习惯。由此说明，在政治话语占主导的情况下，差序格局是可以被打破的。

         我们不可忽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差序格局作为中国长期以来养成的社会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将占据主导地位。研究差序格局，不仅有助于了解自己民族的隐性社会结构，更能教会我们在本民族的文化中如何办事，如何与人相处。

  四、结语

         通过对《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的探索，从小生活在城市，未经过乡土文化洗礼的我，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乡土”所蕴含的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与自然法则，带有一种亲切的质感，这是每个中国人骨子里具有的天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乡土文化与西方文明也将从冲突过渡到包容，再从包容中孕育出具有二者特质，更适合现代社会的文化。这不是对文化的背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神奇而令人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