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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画虎》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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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1951年生于山东济南，现为山东省科技馆专职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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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刘胜军画虎》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

• 作者： Oracle 发布时间：2018-11-22 23:27:01

  （ √ ）

• 作者： 久久鸭脖颈 发布时间：2020-10-16 14:34:31

  最喜欢那篇《公务员之死》，幽默也不失讽刺。看得最难过的应该是《苦恼》，那种没有人共情与安慰，只能跟马诉说自己的苦难太令人难过了。

• 作者： 豆芽炒粉 发布时间：2017-04-30 11:58:36

  干货干货！带去日本

• 作者： 我可以逃离吗 发布时间：2022-11-02 17:01:54

  该死 竟然看了删减版

• 作者： 山水幽燕 发布时间：2008-02-20 20:06:42

  大家的笔下，一个小镜头也有意思

• 作者： 想变瘦的安安妈 发布时间：2020-01-31 16:23:35

  很实用

• 垮掉的一代哪里去了

  作者：吴从周 发布时间：2009-12-17 05:03:30

  　　40年前的10月21日，杰克·凯鲁亚克死了。

  　　他死于长年的酗酒，无法遏制的内出血杀死了“垮掉的一代”最伟大的作家。凯鲁亚克的第三任妻子斯特拉跟他在一起，但是她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整夜吐血不止，束手无策。当他被送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德斯堡医院时，医生也无计可施了。

  　　在被酒精和毒品彻底击垮之前，47岁的凯鲁亚克已经文思枯竭，穷困潦倒。他从出版商那里预支了书稿的报酬，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名叫《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个题目借用了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最臭名昭著的格言。

  　　这一年是1969年，激动人心的60年代即将终结，“垮掉的一代”已经日薄西山。

  　 　“垮掉的一代”聚首

  　　凯鲁亚克出生在1922年春天，马萨诸塞州。那里也是亨利·梭罗的故乡。这个有法国-加拿大血统的男孩子出生时名叫让·路易·凯鲁亚克，到他28岁出版第一本小说《小镇与城市》时，才改名叫杰克。

  　　凯鲁亚克出生的小镇名叫劳厄尔，曾经是新英格兰的纺织中心，兴盛一时。不过凯鲁亚克生不逢时，当他的法国移民父母从加拿大魁北克搬到这里时，它已经盛极而衰，变成一副穷困破败的模样。父亲列奥·凯鲁亚克在镇上开了一家印刷厂，一家衣食丰足，还算过得去。

  　　凯鲁亚克在劳厄尔长到6岁，才开始学习英语，因此，在小镇上的其他孩子眼里，这个相貌俊秀的家伙小时候总是嘟囔着一种古里古怪的法国方言。

  　　无论如何，小凯鲁亚克是一个让大人们骄傲的孩子。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迷恋歌德、雨果等人的作品，甚至崭露头角的威廉·萨洛扬和海明威。尽管生性腼腆，这个孩子在运动场上却充满活力，喜欢骑马，对棒球和足球也乐此不疲。在小凯鲁亚克身上，能看到一个标准的美国社会精英的影子：文雅、健康、有品味，谁也想不到他后来会流浪、酗酒、吸毒，成为“垮掉的一代”的标志。

  　　凯鲁亚克14岁的时候，一次洪水摧毁了他父亲的产业，家境从此一落千丈，母亲甚至不得不去鞋厂打工养家糊口。加上年幼时哥哥杰拉德的夭折，这些变故使凯鲁亚克的心灵遭受了终身不愈的创伤。

  　　1939年，17岁的凯鲁亚克迎来了初恋，与一个叫玛丽·卡勒的姑娘坠入爱河。但是出于对探寻新世界的渴望，凯鲁亚克选择远赴纽约，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因为橄榄球打得好，哥大为他提供了奖学金。在一年的预备学校期间，他学业成绩优异，热爱惠特曼和托马斯·沃尔夫的作品，并为爵士乐所着迷，但是也开始染上了醉酒的毛病。

  　　凯鲁亚克没有参加预备学校的毕业典礼，因为他买不起白色礼服。在举行典礼的体育馆背后，凯鲁亚克坐在草坪上，一边嚼着草叶，一边阅读惠特曼那些粗野的诗句。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次比赛中凯鲁亚克弄伤了自己的腿，倒霉的事情从此接踵而来。这个曾经带领球队夺冠的明星沦为千年板凳，教练对他非常不满。父亲试图挽救家庭经济危机的努力也彻底失败了，成为小镇街头惹麻烦的酒鬼。凯鲁亚克沮丧之中选择了离校，在服装厂、修理站和餐馆打工，甚至还为报纸写过体育报道——这份工作他做了几个星期就厌倦了。

  　　1941年冬天，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凯鲁亚克报名参加海军，决心要去太平洋教训那些罗圈腿的小矮子。但是还没有等到军队征召集训的通知，他就不耐烦了，跟一群水手跑到轮船上，给船上的厨师当助手。这期间他干过最刺激的事，是跟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水手一起，向一条全副武装的德国潜艇发动进攻。这些丰功伟业被他写进了小说《大海是我兄弟》里。

  　　1943年，凯鲁亚克终于等到了海军的征召令，但是仅仅在训练营地呆了一个多月，他就被除名了，因为他总是在训练时躲进图书馆看书，被军医鉴定为精神病。

  　　随后，他在纽约结识了艾伦·金斯堡和卢西·卡尔，以及年长他8岁的威廉·博罗斯，后者是一个古怪的人物，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热衷于文学、语文学、人类学，出生于名门望族，却一直非常渴望能够体验犯罪行为的感受，以及浪迹天涯。他曾有意识地参与过贩卖赃物、致幻毒品，并有超过十年的吸食鸦片的历史。这个人开创了美国毒品小说的先河，后来成为凯鲁亚克小说《在路上》中的老布尔·李的原型。

  　　1946年，24岁的凯鲁亚克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小镇与城市》。在金斯堡的帮助下，这本书在1950年出版，并没有为凯鲁亚克带来什么声望。

  　　但是对于凯鲁亚克来说，24岁是至关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而来自丹佛的痞子尼尔·卡萨迪闯入了凯鲁亚克的生活。

  　　卡萨迪是《在路上》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的原型。在“垮掉的一代”伙伴中，他是个“天使”兼“恶魔”似的人物。正如《在路上》所描述的，卡萨迪的父亲是个酗酒成性的流浪汉。1926年，他父母正在流浪，途经盐湖城时，在一家慈善医院生下了他。他从小混迹于乞丐、酒徒和流浪汉中，长得一表人才，读过不少书，思维敏捷，行动果断，谈吐机智。在受过教育的“垮掉”伙伴中，他并不自卑，相反却独具魅力，颇得女人青睐。同时他也与凯鲁亚克、金斯堡有同性恋关系。

  　　在1940年至1947年间，卡萨迪偷了五百次车（并非为了钱，只是为了“在路上”的游历）。1946年，他从丹佛到纽约时已被逮捕七次，过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在凯鲁亚克看来，卡萨迪的执著坚毅、热情疯狂与玩世不恭，最能体现“垮掉的一代”作为“局外人”的个性。

                    切·格瓦拉与《在路上》

  　　凯鲁亚克开始写作《在路上》的时间众说纷纭，总之是在1950年前后。那是墨西哥城的夏天，像许多雷同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正在奔三的凯鲁亚克患着严重的痢疾，依靠咖啡、大麻和安非他明支撑自己的精神。他把10张12英尺的打印纸粘在一起，卷入打字机，开始这份长达36.5米、几乎没有分段的手稿的写作。

  　　20天之后，精疲力尽的凯鲁亚克大功告成。可以想象，当他从打字机前起身时，闷热的房间里弥漫着怎样令人难以忍受的烟雾和气味。当时的文学评论家诟病他，说三个星期写出来的作品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他们忘记了，康德写作《纯粹理性批判》也不过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当凯鲁亚克坐在墨西哥的小屋里打字的时候，在美洲的南方，23岁的切·格瓦拉正骑着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进行一场环游南美洲的旅行。他和他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一起，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途中，他还在秘鲁一个麻风病人村做了几个月的义工。

  　　这趟旅行长达8个月之久，后来他乘坐飞机，回到了阿根廷时，被家人期望成为一名杰出医生的格瓦拉写下了一篇日记：“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当格瓦拉踏上他浪漫的革命旅程之时，凯鲁亚克依然是一个落魄潦倒的作家。他辗转于旧金山、新墨西哥和纽约之间，和卡萨迪之类的朋友混在一起，漂泊不定。这些年他写作的小说包括《萨克斯医生》、《玛吉·卡萨迪》和《地下的人们》。最后一部小说以作家列奥·贝尔斯皮耶的名义，追忆作者自己同一个黑人姑娘的爱情故事。”地下“指的是纽约波希米亚聚集区的底层生活。小说以黑人姑娘玛尔杜的背叛告终。自发性写作方式在小说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从不间断、跳跃而又起伏的长句有时竟达半页之多。

  　　这些小说都要过几年之后才得以出版，凯鲁亚克的作家之名依然依赖那部反响平平的《小镇与城市》。他背着这些小说的书稿——包括那卷长达30多米的长卷，在北美大陆漫无目的地游荡，几乎没有什么出版商对这些书稿感兴趣。后来凯鲁亚克跟金斯堡和卡萨迪到了伯克利和旧金山，在那儿他与年轻的禅宗诗人加里·斯奈德成为好友。此时，年轻的斯奈德正致力于翻译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歌，并深受影响。后来，他跑到日本出家为僧3年，研习禅宗。凯鲁亚克从斯奈德那里获得了某些启示，并发现佛教可以安抚自己的困苦与沮丧。

  　　在加里·斯奈德远赴日本的前一年，也就是1955年，凯鲁亚克的生活终于迎来了转机。1955年10月，在充满传奇色彩的旧金山第六画室诗歌朗诵会上，金斯堡朗诵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名诗《嚎叫》：“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头脑毁于疯狂……”。他一举成名，标志着“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正式登场。在金斯堡的推荐之下，《新世界写作》和《巴黎评论》发表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前两部。

  　　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在南方的墨西哥，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相遇。

  　　1957年，评论家、《流放者归来》的作者马尔科姆·考利对《在路上》大加赞赏，于是维京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

  　　确切地说，是1957年9月5日，星期三。在出版当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书评家吉尔伯特对这部小说的长篇书评，名为《时代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

  　　这一天凌晨，凯鲁亚克和女友乔伊斯·约翰逊在曼哈顿的街头等待《纽约时报》出炉，他们在一家酒吧读完了吉尔伯特的书评，但是凯鲁亚克令人不解地感到闷闷不乐。然后他们回到公寓里睡觉。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乔伊斯写道：“杰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然后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他出名了。

   

                   ALLEN，结婚吧

       《在路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多年以后，鲍勃·迪伦在他的自传《像一块滚石》中写道，“《在路上》是我年轻时代的《圣经》。”

  　　事实上，它几乎成了几十年中一代代年轻人的《圣经》。

  　　在少年时光中，风尘仆仆地穿越荒野和城市，见识辽阔的世界，去赢得陌生姑娘的爱慕……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生活更能激荡一颗年轻的心脏？在过去50多年中，无数年轻人把这样的旅行当作自己的成年礼。他们对未来一无所知，但是毅然决然地上路——就像凯鲁亚克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

  　　“你们去哪？”

  　　“洛杉矶！”

  　　“去那儿干吗？”

  　　“我们也不知道，管他呢！”

  　　《在路上》成为畅销书后，威廉·博罗斯写道，“(《在路上》)帮着卖掉一万亿条李维斯牛仔裤，一百万台咖啡机，并且驱使数不尽的孩子们上路。”

  　　而约翰·霍尔姆斯在一篇名为《这就是垮掉的一代》的文章中这样描写“垮掉的一代”：“任何试图给整个这一代贴上标签的做法注定徒劳无益。不过，这是经历过上一次战争，或者至少可以在战争结束后痛快地饮上一口酒的一代人。……（垮掉的一代）这个词的意义原本就模棱两可，不过，对于美国人来说，其意义却再清楚不过。这个词不只是令人厌倦、疲惫、困顿、不安，还意味着被驱使、用完、消耗、利用、精疲力竭、一无所有；它还指心灵，也就是精神意义上的某种赤裸裸的直率和坦诚，一种回归到最原始自然的直觉或意识时的感觉。简言之，它意味着他们情愿以一种并不耸人听闻的姿态驱使自己陷入困境。一个‘垮掉’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总是全力以赴，精神振奋，对任何事都很专注，像下赌注似的把命运孤注一掷。这年轻的一代人从他们一懂事就这么干了。”

  　　时至今日，“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都变成了令人厌烦的俗套词汇。前者被用在无数次长者对后辈的鄙视和后辈对长者的不屑的争辩中，后者则成了困守于庸常的人们的自我安慰和意淫。

  　　“垮掉的一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两代人的时光远去。轰轰烈烈的反抗主流体制和文化的时代消逝了，商业与传媒巨头统治了一切。对于美国来说，9·11的阴影比远去的梦想更加真切；而对于中国人——当《在路上》出版50周年的时候，他们前所未有地开始追捧“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大多数人消费了那一代人的反抗精神，如一篇纪念的报道中写的：“《在路上》实在已经不够‘前卫’，像凯鲁亚克他们那种旅行我已经消受不起，即使那些死忠的背包客朋友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只为上路而上路———一路拍了哪些好风光、遇到多少次艳遇，这才是饭后的重要谈资。 ”

  　　令人惊异的是，《在路上》出版5年之后，它的中文译本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个译本的目的，是反映“西方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 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

  　　1973年，诗人芒克读到了1962年版、黄色封皮的“内部参考”版《在路上》，北岛、多多等人都相互传阅了这本小说。

  　　“在看完《在路上》之后，我和画家彭刚受到鼓舞真的上路了，一路从北京爬火车来到武汉，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卖了，还是民政部门把我们遣送回北京。”芒克回忆说。

  　　在出名之后的几年里，凯鲁亚克那些积压的作品相继出版，其中包括1956年完成的《孤独的天使》和1957年写完的《达摩流浪汉》。

  　　1969年10月21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传奇的两个月之后，杰克·凯鲁亚克死了。两年前，同样在10月，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军队的陆军中士玛利欧·塔兰开枪打死，身中9弹。

  　　在“垮掉的一代”之后，是属于嬉皮士运动的60年代、朋克音乐盛行的70年代。

  　　艾伦·金斯堡比他们活得都要长久，他在1997年去世。这一年，周云蓬第一次读到了他的诗。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这位盲歌手抵达过中国的许多荒凉之地，他在2007年创作了一首歌，名为《金斯堡妈妈的一封信》：

  　　ALLEN，结婚吧，拿着钥匙不要再吸毒了

  　　菜已经买好了，有萝卜西红柿，还有红辣椒

  　　我在疯人院里一切都很好，每天做着电击，没有烦恼

  　　每顿饭有鱼有肉还有牛奶

  　　这里的玻璃一点都不脏

  　　ALLEN，结婚吧

  　　拿着钥匙不要再吸毒了

  　　钥匙在阳光下

  　　在栅栏旁

  　　在阳光下的窗台上

• 《韩非子》的一些思考

  作者：楠 发布时间：2014-10-30 22:34:51

  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代，井田制和宗法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西周建国肇始所指定的一系列的社会制度越来越难以维系各个雄心勃勃的诸侯国。与此同时，阶级的流动性大大加强，在东周实习，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下层贵族和平民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而这些人一般称之为“士人”。这些士人们或持者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抱负，因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即所谓诸子百家。率先出现的是儒墨，然后道法应运而生，这四家被称为四家显学，此外还有名、杂、农、阴阳、纵横、小说，吕思勉先生认为术数，方技，兵书，也可称为一家，则为十二家。根据知识的一般规律，后出现的必然会受到之前学说的影响，这种影响报告积极方面的继承，也包括消极方面的批驳。《韩非子》作为一部“法家集大成者”，除了法家思想之外，还收到了主要儒墨道的影响，最直接的，其中《解老》《喻老》两篇就是在阐释道家经典《老子》。

  法家的思想主张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信赏必罚的法治观；二是顺应时事的变法论；三是加强中央集权；四是崇尚功用、重农抑商；五是赏善罚恶、终在利民。长期以来，对于法家思想甚至于对于韩非本人都有着不同的非议，尤其以秦亡为证，指摘法家暴虐百姓，献媚独夫，而忽视了法家思想终在利民的天下观。这样带有偏见的审视法家思想，是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的。法家思想的主张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五种观点之上的，对应的一是趋利避害的人性论；二是与时偕变的历史观；三是稳定优先的社会观；四是富国强兵的社会观；五是天下大治的正义观。

  法家思想从早期管仲、李悝、吴起肇始，到战国时形成了商鞅为代表的法、申不害代表的术、慎道代表的势三派，最后在战国末期韩国公室韩非集法家之大成著称《韩非子》，韩非口吃，不善言谈，却能著书，著成《韩非子》一书，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法家思想著作。秦朝以来，法家思想就作为治理天下的“君王之术”，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同时还是运用韩非的主张，于是形成了“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的治理模式。

  在《韩非子　二柄第七》中有有这样的一个故事：韩昭侯醉卧大堂，负责冠帽的官员典冠见昭侯躺在堂上，怕昭侯着凉就给他披上衣服。韩昭侯醒来看见自己身上的衣服，就问甲士，甲士据实相告，韩昭侯于是将负责衣物的典衣下狱，并处死典冠。如此看似残酷的例子却为法家学派所津津乐道。“故明主之蓄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为朋党相为也。”韩非对于失职和越权认为越权更严重，因为，失职是其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圈子之内，而越权则是对君主权力的挑战，这一点是法家所极为重视的。春秋战国时期，君主失势，君臣易位，小宗取代大宗的例子不胜枚举，韩非认为如果从根源上能够避免越权现象的产生，也就能有效的避免君臣易位的现象。“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西方著名的政治学著作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阐述了君主需要具备的智慧和技能，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子》对此的阐述要比马基雅维利早很多年。事实上，对比两书的成书背景，都是处在一个国家分裂的时期，而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期望自己的学说被名主采纳从而达到结束分裂的目的。而结果是马基雅维利的目的没有达到，但韩非的思想却成为后世治国之术的一部分。《君主论》中观点过于赤裸，没有包装，让一般人很难接受。而《韩非子》，他的治国之术通过“法”来表达，使得这些观点有了一定的学理的基础。毕竟，韩非是法家学者，“万般皆是法”。而过于露骨的表达往往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何中国儒法要合流。

  《韩非子》的治国之术是融合法术势三种思想的，这也是之所以称韩非为法家集大成者的原因，商鞅法治，申不害术治，慎到势治。但实际上，后两种似乎更偏向于政治学，而且有阴谋论的色彩。似乎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所以，这三个法家人物只有商鞅的改革成效最大，然而付出也最大。申不害在韩国，官做的顺风顺水，国家治理的也还不错，“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但就是没有将韩国变的更强大。而慎到的实际成就更小，只是在稷下讲学而已。

  《五蠹》是《韩非子》中的重要一篇，“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於乱。”韩非子以此来解释为何今世与上古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别，原因在于人口增加资源有限，这样的一种解释已经十分先进了，英国的经济学家在18世纪才在《人口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用使劳动人民饿死和过独身生活的办法，才能削弱这种规律的作用，并认为战争和瘟疫也是减少人口的积极手段。

  “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韩非子在这里赤裸裸的指出人就是趋利避害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伦理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尤其以儒家为代表，趋民以从圣人，韩非子说这是不现实的。正是因为人有这样的趋利避害的倾向，所以管理者就应当顺应这样的自然天性，因此韩非又说“民之故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於敌，退则死於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途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於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价之民多矣。”信赏必罚，用赏来示利，用罚来显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驱使民力。在《二柄》中，更是详细了论述了具体的操作， “二柄者，刑德也”，也就是赏罚。韩非认为国家的治理，法的作用就是通过这两种手段来达到。这也是顺应了人的趋利避害的特点。韩非认为一旦法达到了这两种职能，就能够自然地调节民众的社会关系。而且，赏罚也作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使得其能正常而有效的行使统治。可以说，刑德是先秦法家认为的法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手段。法就是如何合理的运用刑德来达到这种治理目的，来达到法调节社会的目的。而且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而后世君主失势多是刑德的归属产生了问题。同时，行赏罚最重要的就在一个诚实信用，“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这一原则现在也是行政法上的一条重要的基本原则，没有这种城市信用，管理者就难以树立起权威地位，民众也会对这样的管理产生怀疑，商鞅徙木立信既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