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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考级教程第9-10级书籍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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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3-21 22:11:01

内容简介：

《笙考级教程》是“新编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教程丛书”的固有品种，分为四册：《笙考级教程第1-4级》是初级水平教程，《笙考级教程第5-6级》是初中级水平教程，《笙考级教程第7-8级》为中高级水平教程，《笙考级教程第9-10级》为高级水平教程。每一级均包含练习曲6首，乐曲20余首两个部分，难度适中。每册最后附有“笙常用演奏符号表”。所有曲目都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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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内容：

书籍介绍

精彩短评：

作者：织裹尸布的缪斯发布时间：2018-05-08 17:05:22
他的一生及离开文明世界到太平洋小岛生活之举，几乎与他的画一样具有象征意义。
作者：树叶发布时间：2015-07-02 08:16:36
还是很泛泛吧
作者：牛大大发布时间：2020-12-31 00:29:08
认认真真读完整本书，感悟颇深，后面的感想很深刻，也给与我很大的指引，原来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苦与乐，原来最好的生活就是：“你梦想赚钱，我赚钱养梦。”
作者：张利健发布时间：2022-04-02 15:55:48
大一上学期学过，基本没怎么看
作者：武志红发布时间：2013-01-12 08:22:58
我自己的书：）
作者：存在之途发布时间：2012-03-04 15:08:36
临过一点。

深度书评：

真正的历史学从这里开始

作者：浦睿文化发布时间：2023-04-11 11:30:51

每当人类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就会回望历史的上游，尝试从古典时代寻求智慧与启示。而古希腊正是人们频频回望的对象。
谷歌图书计划扫描了从1900年到2019年的100多年间的大量书籍，如果从中检索
“修昔底德”
，会发现这个词的词频一开始几乎为零，到了一战开始上升，二战再上升，二战结束到了冷战又起来。近年来，
“修昔底德”
的词频又达到一个高峰。可以说，
20世纪以来，这是最为热门的一位古代史家
。
近年来越来越为大家熟悉的
“修昔底德陷阱”
一词，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这个概念引起了政界、学界的激烈讨论。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曾明确指出，
要认真思考伯罗奔尼撒战争及雅典最后的失败，以更好地应对国际事务。
简单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既有大国的地位，而守成的大国会主动进行遏制乃至不惜发动战争。
据说古希腊历史学家
修昔底德
首次提出了这一看法。在2400 多年前，他便如此判定雅典人与拉凯戴孟人之间大战的原因。基于海权的民主雅典崛起，而基于陆权的、带有寡头统治色彩的斯巴达受到了挑战。公元前431年，在希腊世界内部的两大阵营——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爆发了长达27年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古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希腊的国家经历了重大转变。战争给繁荣的古希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整个希腊开始由盛转衰。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
“古代世界大战”
。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的希腊
而亲历了这场
“古希腊世界大战”
的
修昔底德
，写就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一书，记录这场战争的始末，
这部作品也成了西方历史学的经典巨作
。后世的历史学家如此称赞这部公元前的史书：
⭐修昔底德的著作达到了历史写作才能的顶点。
——托马斯·霍布斯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
——大卫·休谟
⭐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且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
——狄奥尼修斯
⭐是修昔底德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法则，即“如实”而书的法则。
——琉善
⭐历史写作的首要法则是不折不扣地记载历史真实，在这一点上，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的表率。
——西塞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张新刚
老师则说，
让修昔底德赢得这些推崇的，一方面是他著述的方法论和“求真”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他要探究的，关于“人的境况”的根本性问题。
在1.22的最后部分，修昔底德讲出了他撰述这部著作的野心以及对读者的期待：
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过去事件真相的人来说，由于人总是人，过去的事件在将来某个时候会再次发生，或者发生类似的事件，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著作还有所助益，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想赢得听众一时的奖赏，而是要成为永恒的财富。
需要提醒的是，修昔底德所表达的并不是循环史观，而是说人就是这个样子，不会成为不同性质的另外一个物种，
人之为人的那些不变的东西会让过去的事情在未来再次发生
。我们可以将人不变的东西称为人性，修昔底德并非秉持简单的人性善或人性恶的立场，而是将人放在与环境的互动之中进行思考。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中，我们会看到人性在各种极端环境下表现出来的力量，其中既有伟大的牺牲，也有卑劣的暴戾。
战争如同棱镜，人性像是白光，人性的白光经过战争这一棱镜后，出现丰富的光谱，这光谱既标记了人性的复杂，也标记了人性的限度。
张新刚老师的新作
《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
，便是对这部西方古典史学经典之作的解读。十余年来，张老师研究古希腊史、古罗马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开设讲授西方经典作品的通识课程，带领学生阅读西方古代史原典。
关于为什么要读经典，张老师说，这几乎是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但如果非要说的话：
阅读经典是人文教育艰难的捷径，从根本上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加通透。真正的经典是那些直面人与世界的根本议题，并能够充分展示出这些议题的复杂性的作品。人的境况就是如此这般，一代又一代的人总是要面对和处理一些类似的人类事务。
例如，当我们读到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瘟疫时，人类历史上种种关乎灾难的经验便会再度浮现，而疑问与思考也随之而来：
常态构建的生活世界无法安顿瘟疫这种灾祸袭击，因为瘟疫所造成的死亡是没有意义的，是纯粹的消耗。
在遇到这种极端事件的时候，每个人都成了面对死亡的孤零零的个体。
人便会去思考，日常生活所依循的这套伦理规范秩序真的可靠吗？我们为什么会有现在这套规则、活法呢？这套活法真的就是最好的吗？到底是尽力满足人性深处的欲望更真实呢，还是按照社会的伦理秩序活着更真实？修昔底德的这一观察道出了人类的境况，时至今日，我们仍常常看到这种报道，如果某地遇到大灾大难，在灾难过去之后，当地人的奢侈消费或享乐消费总有显著增长。……借着修昔底德的评论，我们可以进而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
究竟怎样的人类观念能够完全安顿人心秩序以及社会政治秩序，让人们在瘟疫一般的威胁面前仍能保持不变的心态与生活？
具体的政制和与之相符的生活方式是否有限度，以及限度在什么地方？
阅读修昔底德，阅读历史，也是在为我们当下的生活提案。
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卫城©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在
《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
中，张新刚老师用12讲详细拆解复杂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选取书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按时间历程，梳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因后果和内在逻辑。
雅典人如何面对瘟疫、内乱、战争？
民主制能否经受住考验？
公民的品性和城邦政体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公民社会中，人与城邦/国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恐惧如何影响人的决策？
新兴势力如何崛起？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老牌霸主与新兴强国是否注定一战？“修昔底德陷阱”的深层逻辑是怎样的？
不同的“代际”如何影响城邦的决策？雅典的“50后”“70后”“90后”有什么不同的性格，又如何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书中借此探讨了公民品性、城邦政体、权力与正义等关乎古希腊人思想精神的重要议题，揭示了修昔底德对“人的境况”深入而复杂的思考
。而这些问题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作为西方思想的源头，古希腊人的所思，也仍然影响着当下。
在
《古希腊思想通识课：修昔底德篇》
出版之前，同系列便有了优质前作
《古希腊思想通识课：希罗多德篇》
。
希罗多德篇聚焦“历史学之父”“谎言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回望瑰丽的古代地中海世界，探究人类兴衰背后的道理，回顾东西方文明之间最初的冲突与差异。
兼顾学术与通俗，也使得更多人认可这一类“
通识课”类的作品
。对那些望而生畏的经典之作，
其实我们只是缺少一位优秀的领路人
：
从古代史家出发，用不同的眼光，我们视线的终点其实相同——
望向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审视人类面对问题时提交的不同答案，凝视人性亘古不变的伟大与卑劣，
以及，最终给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个回答。
编辑：橙子
《楚辞》研究的伴随文本及其影响：一个符号学应用

作者：愚人机场发布时间：2016-09-05 15:38:51

《楚辞》的编辑并成书被普遍认为是经西汉的刘向和东汉的王逸之手，其中最著名的篇章《离骚》被王逸在《离骚章句序》里第一次尊为“经”。尽管屈原之作在汉代并不具有正统地位，但在文人士大夫中却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汉文学的影响也非常大。屈原之作影响巨大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汉人对屈原其人、《离骚》其诗的评论颇多，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由于看法不同而引起过论争。在汉代尚是如此，汉代以后的学者对《楚辞》、屈原其人等问题更是争论不休。本文拟通过梳理各家对经典文本《楚辞》的注疏和屈原问题的论争，引入符号学“伴随文本”的概念，分析伴随文本对楚辞研究的重要影响。
本文认为，自王逸《楚辞章句》“依经立义”以来，《楚辞》的伴随文本同《楚辞》本身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已经互为一体，不可分离，后世对《楚辞》的解释也是对其伴随文本的接受或反驳，可以说《楚辞》的接受史就是对其伴随文本的接受史。
一、
“伴随文本”概念的提出
赵毅衡在热奈特的“跨文本关系”理论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的启发下，综合费斯克、本尼特、麦克林等人的看法，提出了“伴随文本”这一文化符号学概念。在赵毅衡看来，符号文本的解释依靠文本与文化的关系，接收者在接收文本信息时看到某些记号，这些记号有时候在文本内，有时候却在文本外，是符号文本发送者一道发送的附加因素，这些附加因素就构成了“伴随文本”。
在解释中，不仅文本本身有意义，文本所携带的大量附加因素也有意义，甚至可能比文本有更多的意义。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的形式组合，更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的动态构造。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影响意义的解释。要理解符号表意的机制，就必须明白伴随文本的作用。
赵毅衡将伴随文本作了一个详细的分类，但没有一个表单的话，恐不能清楚的显示伴随文本这个术语的理论深广度，因此现将该分类总结如下，每类伴随文本的具体释义将在下文分析《楚辞》研究情况时予以说明：
第一类，显性伴随文本：副文本、型文本；
第二类，生成性伴随文本：前文本（包括同时文本）；
第三类，解释性伴随文本：元文本，链文本，承继文本；
第四类，深层伴随文本。
（注：笔者在这里用“承继文本”取代赵毅衡提出的“先后文本”。）
上面列出的伴随文本的分类相当全面，但是我们的每一次解释不可能把一个文本携带的所有伴随文本都采用到解释里。根据符号接收的片面化原则，接收符号文本的过多的信息或品质，会造成符号表意的累赘，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总是会根据语境的需要而感知某些符号的部分品质。在这个意义上，伴随文本就有可能喧宾夺主，甚至接管符号接收者的解释努力，符号接收者只看到某一类伴随文本，这种情况被称为“伴随文本执着”，即读者的解释过于依赖伴随文本，以至于往往忘记了文本本身。
二、
《楚辞》研究的伴随文本
基于上面对伴随文本概念的梳理，我们应该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楚辞》一书的伴随文本实际上就是与《楚辞》有关的任何解释、评论、历代学者的注疏、训诂、考辩、解题、成书情况、屈原其人、刘向和王逸其人，甚至是《楚辞》的各种版本、现当代国内外学学界的论著等等，这些文本群共同构成了《楚辞》的伴随文本。相应地，每个学者的研究，都立足于产生于他之前的所有关于《楚辞》的一系列研究。在《楚辞》的伴随文本集群中，最有名的当属王逸的《楚辞章句》、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楚辞集注》，而这三部注疏性质的书又构成了其后的研究著述的伴随文本。下面，我们根据伴随文本的分类来分别讨论。
第一，显性伴随文本是完全显露在文本表现层面的某些因素，它是文本的显性框架，可以分为两类：副文本和型文本。副文本比如标题、题词、序言、插图等，对符号的接收其重大作用。型文本则指明了文本所属的文化归类程式，比如与其他一批文本同一个作者、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流派、同一个题材、同一种风格等，最明显的型文本就是体裁，因而型文本意味着一个文本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密切关系。
《楚辞》一书的书名“楚辞”二字，同时属于副文本（标题、作者）和型文本（楚辞本身就是汉代文学的一种体裁、经学氛围的笼罩）。就标题和作者而言，在汉代就引发了争论。贾谊发之滥觞。根据《吊屈原赋》，贾谊遭谗被疏，出任长沙王太傅，渡湘水而有感于屈原的不幸，加之自己的类似遭遇，“为赋以吊屈原”。贾谊认为“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后，司马迁认为《离骚》是屈原发愤之作，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少卿书》中讲到“发愤著书”时，都提到屈原放逐而赋离骚。这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比较充分的论述，他认为，“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汉代又一论及屈原且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班固。班固早期对屈原还持赞美的态度，后期就批评刘向对屈原的解读“过其真”，他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呼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指责屈原不懂明哲保身之道，投湖自杀实属极端。王逸“依经立义”，认为“《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他也肯定了屈原这个人的存在：“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也认为屈原作《离骚》是因为“忧心烦乱，不知所愬”。可以看到，汉代的屈原论是历史上对屈原其人其作的第一次集中的评论，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正是通过汉人对屈原的评论以至论争而确立的。
然而，后世却有人开始质疑《楚辞》的副文本因素，认为屈原这个人其实并不存在。黄中模先生编的《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收录了姜亮夫、汤炳正和铃木修次等学者就此一问题的专题论文。其中，《屈原否定论谱系》一文详细梳理了学者对屈原存在的质疑。持否定说的学者有廖季平、胡适、何天行以及铃木修次等人，尤以胡适为代表，胡适的《读楚辞》一口气提出了“五个疑点”。
第二，生成性伴随文本是文本在生成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而留下的痕迹。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一文本的生成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概念与“文本间性”相近。狭义的前文本，是指文本中的各种引文、戏仿、典故、剽窃等。广义的前文本则包括了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因此，前文本是文本生成之前的所有文化文本组成的网络，受到之前整个文化史的意义压力影响。
从广义上来说，《楚辞》前文本毫无疑问就是从上古到其创作成篇期间的整个文化发展史。如果我们缩短这个历史时空来看，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的“自风雅寝声”以来的中国诗歌史。王逸就“《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意焉” ，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楚艳汉侈，流弊不远”，而“经”乃“群言之祖”，正好可以矫正。当然，这里的前文本还包括了“楚辞”这一体裁本身的形成与发展，是以抒情诗楚歌为主要形式的楚文化的表征。而后世对楚辞的研究，根据的前文本则是整个中外学界关于楚辞的研究和阐释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前文本集群。而从狭义的前文本来看，《楚辞》的阐释离不开其文本中的各种引文、戏仿、典故。这构成了王逸“依经解骚”的文本依据，他认为《离骚》的创作乃是本于《易•乾•彖辞》《诗•大雅•生民》《诗•郑风•有女同车》和《尚书•禹贡》等经典文本中的名句或典故。
第三，解释性伴随文本，顾名思义，是指产生于文本生成之后的，带有评价性质的伴随文本，只能在文本解释时起作用。这一类伴随文本被分为三类：元文本、链文本、承继文本。（由于链文本出现在网络时代，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元文本，是指此文本生成后，文本被接受之前，所出现的影响意义解释的各种文本，包括对此作品及其作者的评论、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是有关文本的评论与环境因素，在文本出现之后才生成。一旦被当作元文本，我们便可以讨论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的楚辞阐释著作对《楚辞》本身的“影响”，对经典的重读，必然参考后出的元文本。如果我们在解读《楚辞》或其中的个别疑难之前，提前参考了王逸的章句、洪兴祖的补注、朱熹的集注和黄灵庚的疏证等生成性伴随文本，我们就说我们参考了《楚辞》的元文本。笔者在详细阅读《九歌》之前，就预先看了黄灵庚先生的《出土文献与<九歌>源流考辩》，黄先生在这篇论文中认为，原始的《九歌》是夏启祭天颂禹的乐歌，而今传的《九歌》中是包含了夏文化和越文化的。因此笔者必然在阅读《九歌》的过程中，对其中的“楚之神名”自然而然联想到黄先生的看法，从而才能更加深入理解《九歌》。
承继文本，是伴随文本中非常特殊的一类。两个文本之间有超出一般文本间性的特殊关系，如仿作、续集等。在符号表意中，一个文本不仅受制于先出文本，也不得不受制于后出文本，是文化表意所共有的普遍现象。就屈原《离骚》和宋玉《九辩》来看，普遍认为是宋玉在模仿屈原，因而我们可以说二者就是承继文本的关系。当然，历代有很多模范《离骚》《九辩》等经典文本的仿作，兹不一一列举。
第四，深层伴随文本。这是在以上几种表层伴随文本群的背后的，更深一层的伴随文本，读者的解读经由伴随文本，经由文本通向文化，抵达文本深处更隐蔽的文化机制。这个概念类似于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发掘文本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沉默话语。
根据钱锺书《管锥编》，屈原之作实际上是“逃避苦闷，而浪迹远逝”，而洪兴祖针对《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而得出“言己忠信之行，以事于君，其志不合”的看法在钱锺书看来并不确切；王逸《离骚后序》代表了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看法，那就是认为屈原作离骚的目的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进而认为显示了某种“大指之趣”；而被普遍认可的符号概念比喻，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等等，都是从文本到文化的一种解读。
三、
伴随文本对《楚辞》阐释的影响
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中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尽管这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说明屈原及其《离骚》的广泛影响力，但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这句评论来说明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伴随文本集群对后世研究者的深远影响。
任何文本必然携带以上的伴随文本，是我们通过文本与文化发生联系的方式，是我们抵达文本的必要的感知集合，因此伴随文本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对《楚辞》的研究和阐释可以说都是基于《楚辞》的伴随文本集群之上的，脱离了这些伴随文本，《楚辞》的研究要么回到《楚辞》诞生之时，要么《楚辞》就会变成一堆我们无法理解的感知集合。
在普遍伴随文本的基础上，更需要读者对文本进行批判式阅读，揭开文本表面的模糊性，发掘文本根植与文化的因素，从体裁、框架再到内容、文本的沉默处，这是深层伴随文本的力量。与此紧密联系的是，汉代由于经学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崇高地位和涵盖一切的影响，汉代学者的儒家话语（以《诗大序》为代表）的正统观念不能不反映在对《离骚》《天问》《招魂》等篇章中，这就使《楚辞》的伴随文本也染上了正统的色彩：“《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正是在经学氛围的深层伴随文本的笼罩下，刘安才会给予屈原极高的评价，认为对于以上两点，“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以至于屈原其人其志其文“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也是在《楚辞》研究的伴随文本的影响下完成的，如果没有上文所引介的文献资料作为研究和阐释的伴随文本集群，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深层伴随文本机制的支撑，本文乃至其他任何一种关于《楚辞》的解释都不会存在。我们无法想象，一堆缺乏语境支撑的符码，会以何种面貌呈现在解释者面前。《楚辞》的伴随文本同《楚辞》本身经过几千年的融合，已经互为一体，不可分离，后世对《楚辞》的解释也是对其伴随文本的接受或反驳，可以说《楚辞》的接受史就是对其伴随文本的接受史。
（本文作于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