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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断定，只要他有强烈的取胜欲望，他就能击败任何人；他还断定，这对他用右手钓鱼是不利的。他曾尝试用左手参加了几次练习赛。但是他的左手总是背叛他，不肯听他的使唤，因此他信不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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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刘雅萌｜从《周易正义》论隋唐统一南北学的解释策略 ——以“先儒”和“诸儒”概念为中心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3-13 09:15:59

  摘 要：《

  周易正义》整合南北经说时，运用了“先儒”“诸儒”两个特定的概念。“先儒”多指称汉魏经注家，“诸儒”则多指称南北朝以后的义疏家。“先儒”的表达体现了《正义》对经学师承传统的追认，而“诸儒”的表达则彰显了《正义》在南北义疏之学中的解释权威。《正义》在采纳与批判“先儒”“诸儒”注疏的过程中，实际是将现实中南北学的分歧转化表达为一经内部注与疏的关系，在官修定说的语境下，协调了古今、南北，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架构起《正义》在经学史上的坐标与地位。

  关键词

  ：《周易正义》；南北学；先儒；诸儒；注疏

  作者简介：刘雅萌，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古文学、易学及思想史研究。

  原文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皮锡瑞《经学历史》称唐《五经正义》颁布后至宋初的数百年为“经学统一时代”1，刘师培《国学发微》亦曰“汉代之时立经学于学宫，为经学统一之始，唐代之初为五经撰《正义》，又为注疏统一之始”2，皆强调唐修《正义》统一经说之功。而经说的统一并非仅凭一纸政令强制实现，经学注疏解释内部亦要做出符合学理的回应与调整。《周易》为群经之首、三玄之一，正处于南北、汉玄、儒释等各种时代思想的交锋点上，既是魏晋玄学与汉代经学矛盾最显著之处，又是南北学风好尚不同的典型代表。作为《五经正义》中唯一未有明确的南北朝旧疏作底本的唐人官修义疏，《周易正义》如何取舍、协调不同的解经方法与思想，而将诸家各异的师说转变为国家统一的“正义”，成为理解唐人统一南北经学、构建自身经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切入点。本文试通过对《周易正义》中“先儒”与“诸儒”两个话语方式的分析，考察《周易正义》在统一南学北学、玄学汉学时所用的解释策略。

  

  《周易正义》明刊本

  一、无南北而有正俗

  南北学术分裂造成的“儒学多门”是促使唐代撰修《五经正义》的直接原因。经学史一般认为，《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说，主要承续了南学的传统，此是从《正义》所据诸家经注而言。《正义》之《周易》从王弼注、《尚书》从孔安国传、《毛诗》《礼记》用郑玄、《左传》依杜预，据《隋书·儒林传序》言南北朝所治经注趋向：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3

  五经中《诗》《礼》二经南北趋同，分歧在于《周易》《尚书》《左传》三经，而《正义》于此三经全据南学好尚之注作疏。《尚书》用孔传，概因唐人误认伪孔《传》之古文，为古文《尚书》之正4，姑且毋论，而《周易》王弼注与《左传》杜预注皆魏晋人之注，较之郑玄、服虔等汉儒旧注，本即有革命性的改变。汤用彤即已指明：“经术之变，上接今古文学之争，魏晋经学之伟绩，首推王弼之《易》、杜预之《左氏》，均出古学。”5就《周易》而言，汉儒注《易》多重象数推演，卦气、爻辰、纳甲、互体、卦变诸说愈推愈繁，而王弼以玄言解《易》，于此繁琐之说，尽弃之不用。孙盛讥其“叙浮义则丽辞溢目，造阴阳则妙赜无间，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6；而黄宗羲则赞其为“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有“廓清之功”7，无论褒贬皆点明其注清通简要的特点。南北朝时，王弼注盛行于江南，而北方则仍传习继承了汉《易》传统的郑玄之说，正是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典型例证。

  清儒往往以“北人俗尚朴纯，未染清言之风、浮华之习，故能专宗郑、服，不为伪孔、王、杜所惑”8，认为北学胜于南学，并将北学折入南学而最终消亡的原因归咎于隋唐诸儒作疏舍北用南之罪。江藩《汉学师承记》谓孔颖达等作义疏用注“去取失当”，是“弃尊彝而宝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砾”9；王鸣盛则归唐人作九经疏废北用南、去取“荒谬”之源在刘焯、刘炫，认为二刘融会南北，破坏了北学的汉学传统，所谓“九流七略，无不该览”等史书褒赞之辞亦“皆二刘大罪案也”10。刘师培论南北学派不同则径言：“及贞观定《五经义疏》，南学盛行而北学遂湮没不彰矣。”11此对南学的批判，不免带有门户之见。清儒此论预设的前提是北学、南学之别即汉儒之学与魏晋后新学之分，二者壁垒森严且针锋相对、互不相容，混杂二者则是“泾、渭混流，熏、莸同器”12。然而，南学、北学虽有地域之隔、新旧之分，但并非两个界线分明、水火不容的对立学派；相反，南北交融是二者主要的发展趋向，评判经义然否的标准，往往不在南北而在正俗。

  南北学分裂是政权分裂的客观结果。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将流行于上等士族的玄学之风带到了南方。北方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一般士人难以接触到时兴之学，思想学术的革新相对滞后，其保守汉儒旧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时风所迫，而非信仰使然。陈鸿森先生已指出北学参用南学之处，并言北学最终消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荒疏。13南北学在师心自用、兼明玄释等方面有共同的学风倾向，二者彼此间的交流与融会亦值得关注。从治学传统上说，南北之《诗》《礼》皆宗郑玄，南齐国子学曾并置王、郑两家之《易》，杜、服之《春秋》、何休之《公羊》、糜信之《谷梁》、郑玄之《孝经》14，是汉儒旧注并行于南北，而不绝南。在北方，河南及青齐间，儒生亦多讲王弼注《周易》15，王肃之《易》亦间行河北；杜预玄孙杜坦及坦之弟骥，为青州刺史时传其家学，故齐地《左传》亦多习杜预注16，名儒张吾贵习《左氏》亦标举“兼读杜、服，隐括两家”17，则王、杜之说亦不独行于南。从学术交流上看，崔灵恩、孙详、蒋显、卢广等为北儒讲于南者。崔灵恩本习《左传》服解，至梁讲说杜注，作《左氏条义》常申服难杜，时国子助教虞僧诞又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二者并行于世。18卢广至梁为国子博士，“于学发讲，仆射徐勉以下毕至”19，又与谢举论难，执麈尾。又沈重、禇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等皆南儒讲于北者，则南北朝虽各有好尚，但二者本质上并非泾渭分明。至隋唐统一时，南学是接纳北学传统的南学，北学是受到南学影响的北学，二者相互融会乃是大势所趋。

  对于大一统政权的统治者而言，调和南北学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学派间的论争，亦是实现思想文化统一的较快方式。时人追求“定本”“正义”，所谓南学、北学的门户之争并非主要矛盾。《隋书·房晖远传》曰：

  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20

  无论南北，国子生凡通一经者皆可得举荐，诸博士未遍习南北义例，疑而不能定，正是不敢存门户偏见。房晖远通习南北，考定之法是“问其所传义疏”而后“出其所短”，即以南定南，以北定北。是则无论南北，皆以其自身之义考定，其义优长即可得荐，并无厚薄之分。

  陆德明《经典释文》列《老子》《庄子》于经典，是承南学传统。《四库全书总目》即谓“德明生于陈季，犹沿六代之余波”21。但《经典释文》撰述的目的并非推阐南学打击北学，而是针对“楚夏声异，南北语殊”22的情况，辨正经典之音义，所谓“古今并录，括其枢要”23，又“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沉浊。今之去取，冀祛兹弊，亦恐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