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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路边小石杜辉 发布时间：2023-08-03 22:29:28

  画风尚可，故事架构也凑合，但细节还有许多不足。画强于故事。

• 作者： 风流侍郎中 发布时间：2022-01-14 11:20:26

  只对母亲和宗月大师那两章印象较深，也不是想说它差吧，只是不推荐，感觉不适合大多数现代年轻人读

• 作者： 嘟嘟lily 发布时间：2015-12-05 22:36:07

  一直对狼很感兴趣，觉得它们有一种神秘的美，虽没有狮虎的霸气外露，但还是如此内敛威严，狼眼有一种直入人心的力量。图谱很丰富，展现了狼的各种神态和姿态，文字说明介绍了狼的很多知识，它们并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一夫一妻彼此忠贞，遵循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只捕食生存所需的猎物量并不滥杀无辜，这一切都很可爱，希望有更多人了解狼，保护它们

• 作者： 就是杯杯姐姐了 发布时间：2022-08-10 14:32:52

  语言如果更加文学化一些会更好

• 作者： John Wayne 发布时间：2010-03-09 22:03:28

  小孩有兴趣

• 作者： leon mai 发布时间：2009-11-05 11:30:50

  仔细看了上册，下册仅是翻阅。比较专注地论述各种法律的部分实在是没有时间看了...

  这本书道理固然深刻，但是叙述得却很浅显，很好读进去。尤其是那些联系到中国的部分，嗯，即使是18世纪的思想，在现在依然有借鉴意义。

• 读了这本书，不再期盼世界上另一个我的存在！

  作者：巫聊 发布时间：2021-07-29 14:31:44

  之前通过B站某位UP的书单推荐，加入了想读的行列。前段时间终于断断续续的阅读了一遍。整本书下来，有读着迷迷糊糊的地方，比如一些详细的实验过程描述，真的是如果不静下心一边读一边在脑中构建实验的场景，很容易就懵了。当然，这本书读下来，收获也是有的。

  《人性实验》包括了28项有趣的研究，旨在揭示人类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实验室研究。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许多社会现象。比如从众心理、服从权威、社会歧视、反社会行为等等都会在这本书里或多或少的找到答案。

  

  因为是个人书评，以下就摘取一下整本书中对自己来说，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部分。

  到底是人性的冷漠，还是因为大家都“不知所措”

  首先，是第五章中，基于紧急情况下，旁观者为何仅“旁观”的实验研究和理论。

  书中举出了一个真实的悲剧故事。一名无辜的女性被一名手持刀刃的行凶者连续袭击，而在场的38名守法公民目睹了一切，期间却无一人报警或干涉。直至那名女性死亡之后，才有一人打电话报了警。其实这样的事例并不特殊和孤立，甚至在以往的新闻事件中非常常见，这不禁令我们所有局外人（没有经历过当时场景的外人）质疑，为什么这些人对处于困境的他人能够如此冷漠无情。

  对此，达利和拉塔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和研究解释。他们发现有同样目睹紧急情况的他人在场，实际上可能会阻碍人们提供帮助，而非促使人们提供帮助。可能的原因是从众心理（本书的第一章讨论的问题），看到别人没有提供帮助的情况下，自己也会不采取行动；其次是个体并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反应的，也许心里推断他人已经在提供帮助了，自己就没必要介入；第三点原因则是达利和拉塔内所提出的“责任扩散”，向困境中的他人提供帮助的责任扩散到了所有目击者群体中，相应的，对没有提供帮助的指责也就相应的扩散到了所有人身上。

  这一点让我联想到了罗伯特·西奥迪尼所著的《影响力》一书，对于众多旁观者的冷漠，提出了社会认同原理的解释。简单说就是：遇到突发的状况，人人都在观察别人会怎么做，所有人都在等待第一个行动的人，结果就造成了一群“冷漠”的旁观者。

  所以，究其根本，这不是因为人性的阴暗和冷漠所造成的一起起悲剧。

  因此，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儿需要周围人的帮助，与其站在人群中间大喊“救命！谁来帮我一下！”，倒不如直接找一个人，向他求助。这样被帮助的概率倒还能高一些！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的思考问题！

  本书中另一个对我触动很大的是第十章和第十四章的内容，关于行动者——观察者偏差以及我们看待事物的不同立场和方向。

  我们经常会在抖音或快手这类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在公共场所做出了莫名奇妙的行为，比如一名老太太在向着某个车站的工作人员大喊大骂，或者一名司机在恶意的别停其他车辆等等等。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品质不好。然而，事实是，短视频仅仅截取了一部分内容，并没有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呈现（即便有全程，估计我们也没有耐心去看）；其次，我们根本没有切身处在当事人所在的情境下去考虑。这就是所称的“行动者——观察者偏差”，行动者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突发事件和外部刺激，而观察者则倾向于将行动者的行为归因于他的人格。

  在第十四章中，有这样一段，令我着实记忆深刻！

  我们对外部世界中的一切事物（物体、人、群体）的理解都是一种心理建构，而不是对事物自身的真实反映。然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它反映的是真实事物，即所谓的素朴实在论（naive realism）。因此，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与别人是不同的。例如，人们通常倾向于高估他人与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和习惯相同的可能性，即所谓的“错误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Marks & Miller，1987；Ross，Greene，& House，1977）。

  读完之后，忽然就茅塞顿开！

  以往对别人的偏见！其他人的不同意见！强压给孩子的个人期望！都在这一段话中找到了解释！为什么总要期待别人和自己的意见相同呢？为什么要强逼着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呢？的确，每个人生活的环境各不相同，一生中接触的人物、事物，经历的各种事件，阅读过的书籍，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倘若一味地想要周边的人和自己看法完完全全一致，那么，现在研究一下克隆技术应该还不算太晚……

  以上，便是自己读书的一点小心得，第一次记录，聊胜于无！

  嗯……如果看到这篇书评的你，和我存在不同意见……

  ——

  那就对了！（笑着结束本篇内容~~）

  2021年7月29日下午

• 《十三经注疏》的版本

  作者：谢二 发布时间：2020-10-10 08:53:16

  年纪渐长，渐渐觉得无书可读，于是想回头通读一遍《十三经注疏》。按照老习惯，搜寻版本比较，又多事，追溯源流，搜罗资料，遂成此长文。下文分为四部分：一、从五经到十三经，简述十三经之形成过程；二、现代之前的《十三经注疏》的形成、汇刻、版本流变与评议。三、四列出现代各种影印本与整理本，并试图平议其优劣。朋友们可按小节标题看各自有兴趣的内容即可。此文尽量注明引用资料之作者，无注明者亦用引号表示。也许有未注明之处，敬请谅解。本文并非学术创作，只是自己因为找书而作的资料汇编。因为只花了两天编成，肯定有疏漏与草率的地方，也请行家指正补充为感。

  一、从五经到十三经

  国学一热，大师们就冒出来。仔细听一下，有的能背诵不少诗词，有的熟悉很多名人轶事，有的在文史哲的某一领域有成就有地位。可国学大师，总得有深厚的国学功底才行，给你一本古本，一篇古文张口结舌断不了句，读不通，怎么也不好意思再自诩是国学大师了吧？再问问，十三经注疏读过没？恐怕绝大多数如果老实的话，都得摇头。《论语》第一句记得：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再问问，这句话古人有几种讲法？就又支支吾吾了。大师要就这水平，那我们还是自己找本《论语正义》自己看看好了。

  在一提到“经”，大家不免肃然起敬，仿佛很有点神圣。其实“经”也好，“卷”也好，最开始只是指一种整理资料的方式。人类发明文字后，并没有很快发明笔墨，于是把他们认为重要又容易忘记的信息以文字的形式刻画在泥版、兽骨、龟甲、金属器物上。发明笔墨后，于是人们把资料、文件用笔墨写在木牍、竹简和丝帛上。这样方便多了，可竹木片一多就会乱，于是聪明的人又想着把竹木片按顺序拿绳子串好。这些绳子就称为“经”，“经”也就用来指代这样串起来的文件、资料了。写在丝帛上的就用木轴卷起来，这样的文件于是称为“卷”。这时的经卷并没有后世所有的神圣色彩。但是，这样费力写好并善加保存的文件必然不是如今刷屏的垃圾信息，是事关重大的。

  上古三代以来有的资料流失了，有的被有意或者幸运地保留下来并整理汇编起来。它们整理成六种：《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后人统称为六经。

  这个说法其实很含糊，里面有许多可以争议的地方。但我们读《左传》就能很清楚知道：至少在春秋时期，六经中的《诗》、《书》、《易》就为公卿士大夫所熟悉，并在各种交际场合被娴熟而频繁地运用了。至于当时的《礼》，肯定不完全是后来在战国整编出来的《仪礼》；《春秋》是鲁国史官的国史纲要，不可能出现太早；而《乐》据说到了秦代就遗失了，现代人没法想象它曾经的样子。

  所以，六经中我们实际只能谈五经。五经里，《诗》是各国朝野的诗歌汇编；《书》是三代以来的军政文件汇编；《易》是当时流行的占卜册子；《礼》是人们确定并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各类行为规范；《春秋》是鲁国史官记录的东周和诸侯国的军事、内政、外交的大事记。合在一块，它们囊括了贵族阶层关心的社会生活、历史、观念的各个方面。大家受教育，讲道理，办事情，就要从这里面去学习、领会并加以发挥、运用。比如说：学《诗》可以学会如何表达微妙的情感，了解民间疾苦，如何使得自己言辞典雅优美；学《书》借鉴古代君王治国理政的方法；学《易》可以了解天地人的流变，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如何自处；学《礼》可以使得自己行为适度，既恰当地尊重别人，也能赢得别人的欣赏。

  今文学家坚持说孔子是富有政治理想的“素王”，他苦心孤诣制作六经，里面深藏着“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古文学家却说：六经是古代典籍，孔子述而不作，他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与保存者。我的看法是，设身处地地想象孔子，他壮年做官做不下，游历诸国也没得到重视，回到鲁国开办民间教育。教学需要教材，于是把流行在当时的六经加以整理用于教学，这是很可能的。至于整理到什么程度，和现在的版本有多大区别，这都难说，需要考古的发现一步步证明才行。很可能他教的学生多，影响大，他自己的解释与对六经的整理对六经文本的确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六经当时肯定为所有学派共有，不仅仅是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墨家等等也无不学习六经，这一点读了诸子百家著作的都不难清楚。有人说，《乐》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失传；也有人说，其实这部经书从头到尾没有以文字的形式存在过。不管如何，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获得对经典的全部解释权，武帝也只能设立五经博士，这时《乐》肯定已经彻底消失了。

  两汉人对于五经的学习，各有各的家法，派别多，分别大，互相看不起，有点像武侠小说的各个大小门派。经，就是各自师傅、掌门人的武功秘笈，不轻易示人。师傅教徒弟，也是口耳相传，考验弟子们的记忆力与领悟力。这种长期的紧张的秘密的教育，无形之中就把五经神圣化了。又因为是各教各的，自然一种经书会有若干文本，每种文本又会有各自的解释了。这样，各派经学家之间就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关系。学术竞争的内核是彼此对世界、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的理解的不同，现实层面更有对权位的竞争，对生源的争夺，对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争夺，对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的争夺；讲得最大，是对道与道统的争夺。落实在最具体的事情上，在两汉，是哪一家学说能成为官学，被征为博士。这个成为今文与古文学派兴衰的标志。

  时代 经 博士配置 《诗》 《尚书》 《礼》 《易》 《春秋》

  汉武帝 五经 七博士 齐、鲁、韩 欧阳氏 后氏 杨氏 公羊氏

  汉宣帝 五经 十二博士 齐 、鲁、韩 欧阳；大、小夏 后氏 梁丘、孟、施 公羊、谷梁

  （为今文学派之天下。）

  元帝时京房添入《易》博士，不久即废。（古文学派开始冒头。）

  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博士，其后又增立《乐经》、为六经博士，经各五人，共三十人。

  新莽时，《周官经》六篇，刘歆置博士。东汉建立即废。（古文学派兴起。）

  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五经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诗》三，鲁、齐、韩；《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后立《春秋》左氏、谷梁为博士，不久废除。

  （古文学派遭遇挫折，今文学派鼎盛。）

  潜伏民间的古文学派在西汉发现并宣扬《古文尚书》、《礼经》、《周官》，至于《毛诗》、《左氏春秋》西汉初年就一直在民间流行。西汉末年以来，学者辈出，如刘向父子、郑兴父子、桓坦、杜林、卫宏、贾逵、服虔、马融、许慎、荀爽等。特别是马融的弟子郑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遍注群经，成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这样的话，从东汉一直到唐，古文学派一直占据了经学的统治地位。直到宋代理学的兴起。

  一方面是对经的解释越来越复杂，官方解释权在各家学派之间反复易手，一方面又是经的队伍的一步步扩充与不断调整。

  西汉一直是五经，到东汉刻立熹平石经，汉灵帝在公元174年立《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石经于学宫，于是《论语》、与《孝经》一起加入，列为“七经”；（此说法有争议。）

  唐代经的队伍又有调整和扩大，剔除《论语》、《孝经》；增加《周礼》、《礼记》，增加《春秋左传》与《春秋谷梁传》，于是“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到晚唐，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又有“十二经”之说；

  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

  宋代《孟子》本不入经，到北宋中晚期才由王安石推动正式加入经书行列，北宋徽宗时成都的石经加入《孟子》，这样第一次出现了成套的“十三经”。

  这个从五经到十三经的过程，是儒家学说不断发展与调整，内部不断扩大与争斗，最后融合的过程。其中《诗经》、《易经》、《尚书》最早最古，是中国文化根源，《仪礼》、《春秋》编定于战国，它们一直是五经，它们在两汉地位无可动摇。《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是对《春秋》解释与补充；《礼记》、《周礼》是对《仪礼》的增补与提升。它们加入十三经，是两汉经学扩张的结果。《论语》、《孟子》是儒家地位稳固后，巩固自家道统，以《四书》顶替《五经》，反映宋代理学势力强大的结果。《孝经》进入十三经，主要是汉代以来统治者对孝道的提倡，《尔雅》是作为小学的最早典籍成为十三经之一的。

  传统中经学家有这样的说法：《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因此，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但这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十三经中的各经，各代重视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唐人以《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以《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以《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孝经》、《论语》为兼经。汉魏到唐，学童是像学《孝经》、《论语》，再进一步学习《诗经》等其他经典的。我想从难易程度来说，这样做也很合理。但北宋的程颐兄弟及其理学后辈们，极力推崇《四书》，朱熹更是编著了《四书集注》。此书在元明清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于是原来被不屑的《四书》在科举指挥棒的威力之下就几乎完全取代了《五经》了。

  二、现代之前的《十三经注疏》的形成、汇刻、版本流变与评议

  1、“

  十三经”的古注、释文、义疏的形成过程：

  十三经成为官学之后，一方面通过不断刻立石经提供标准的官方文本，一方面出于解释、学习与使用的需要，也必须提供一套标准的十三经的注解本。杜泽逊教授在《十三经注疏汇校缘起》一文中把“十三经”古注、释文、义疏的形成过程说得很清楚：

  《十三经注疏》包括十三部儒家经典的经文、古注、音义、疏文。这十三部经典是：《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儒家的主要经典已包括在内了。这十三部经典在传授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多家注释解说，其中大部分失传。保存下来的古注有：《周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尚书》汉孔安国注（据考是魏晋时人的伪作，却有较高的水平），《毛诗》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周礼》汉郑玄注，《仪礼》汉郑玄注，《礼记》汉郑玄注，《春秋左传》晋杜预注，《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春秋穀梁传》晋范宁集解，《论语》魏何晏集解，《孟子》汉赵岐注，《孝经》唐玄宗注，《尔雅》晋郭璞注。其主体部分是汉晋间人注。这些注有的不是汉人的旧注，但也吸收了汉人的旧说。相对于宋元人的注，这一批旧注被称为“古注”。经文古奥，后人理解困难，往往首先求助于这些古注，原因是前人认为这些古注“去古未远”，有较大的可靠性。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对于经文和古注又逐步产生了更为详尽的疏解，这些对经文和古注的疏解称为“义疏”，在南北朝时期比较发达。到了唐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了“五经义疏”，由于是朝廷主持，所以称“五经正义”。这五部书是《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另有唐代贾公彦撰《周礼疏》、《仪礼疏》、徐彦《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春秋穀梁传疏》。北宋邢昺又奉敕撰定《论语疏》《尔雅疏》《孝经疏》，另有托名孙奭撰的《孟子疏》。总的看来，唐人的疏是总结南北朝至隋的疏而成的，而宋人邢昺的疏又是总结唐人的疏而成的，都有更早的来源和依据。《孟子》原来不在“经书”行列，至北宋末才由王安石推动正式加入经书行列，北宋徽宗时成都的石经加入《孟子》，第一次出现了成套的“十三经”。唐宋人的疏最初的文本形式是经文、古注不全列，只在每条疏文开头冠以起讫语“某某至某某”，如《关雎》首节疏，先说“关关至好逑”，然后再作疏，《关雎》的正文省略。历史上称这种只有疏文的文本为“单疏本”。

  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种解经的方式叫“音义”，主要是为疑难字注音、释义。注音用反切，或直音。这种“音义”大概是受佛经的音义影响发展起来的，对于诵读经典有很大帮助。现存的佛经当中有大量音义，还有人专门汇集为《一切经音义》，如唐代释玄应、释慧琳都有《一切经音义》。儒家经典的音义到隋朝由陆德明撰定为《经典释文》一书，可以说集音义之大成，不仅包括当时确定的儒家经典的音义，还包括《老子》《庄子》两部道家经典的音义。《经典释文》不仅保存了大量汉魏六朝至隋代的注音、释义，还保存了经文、古注在不同文本的异文，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尔雅》《孟子》有宋人的“音义”，也值得重视，尤其是孙奭《孟子音义》弥补了音义系统的缺项，到清代受到重视。后人又把“音义”叫作“释文”，是因为大部分经典的音义见于《经典释文》。

  总的看来，“十三经”的经文、古注、释文、疏这四大组成部分到北宋都已形成。

  ........

  “单疏本”由于经文、古注不全，阅读不方便，

  到南宋初年出现了补齐经文、古注的经、注、疏合刻本，就是后来称为“注疏”的文本。刊刻者主要是南宋初年绍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

  传世的《礼记正义》有当时提举两浙东路茶盐司的福州人黄唐的跋语，十分重要：“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黄唐说得很清楚，合刻是为了阅读方便。这个系统的本子经文是半页八行，字比较大，称“八行本”。现存的宋刻八行本有《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是绍兴府地方刊刻的，不过是同一格式，显然是配套的。《毛诗》八行刻本未见流传，但杨守敬从日本访得室町时代钞本残卷五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了经注疏合刻本以后，北宋时曾经刊刻过的单疏本，南宋仍有重刻本传世。“单疏本”有刻本或钞本传世的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尔雅》。

  2、《十三经注疏》的汇集刊刻

  从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八行注疏本以来，十三经的注疏刊刻到清代中晚期由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而集大成。这个过程，读王锷先生的《整理十三经注疏刍议》之第二节“《十三经注疏》的汇集刊刻”即可了然：

  《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专科丛书，大多数经书包含经文、注文、疏文和陆德明的释文。

  ......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指出，儒家经典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经注本、无单经本，唐石经虽单刻经文，其所依据者乃经注本，故于《周礼》《仪礼》《礼记》下均题“郑氏注”。正如王国维所言，不仅唐开成石经刊刻时，经文出自经注本，宋代白文本也是依据经注本刊刻[。汉代人给儒家经典做的注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不便阅读了，因而就有了义疏类著作的出现。义疏，又名“疏”“正义”，不仅是解读经文，而且解读注文，这给阅读儒家经典带来了方便。与此同时，纸张的大量制造，给人们读书写字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以前说郑玄注的特点是简洁，简洁除了注得简之外，恐怕当时的书写条件有限，不得不简洁。但是到了义疏类的著作，动辄写几十万字，大概与书写方便有关系。义疏类著作与经注分开传抄，单独流传，即“单疏本”，五代时期刊刻经典的时候，经注本是作为一类刊刻的，疏是单另刊刻的。

  有了《十三经》，才会有《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注疏》中的注，大概来说，是汉代人做了一半，魏晋人做了一半；《十三经注疏》中的疏是唐人做了多一半，宋人做了少一半，

  《十三经注疏》撰写完成是在北宋时期。

  据《旧五代史》《五代会要》等记载，五代后唐长兴三年，政府下命令开始刊刻经书，当时刊刻了的经注本，经和注是刻在一起的。

  五代两宋以来，儒家经典的刊刻，大致来说分为这么几类，一类是白文本，一类是经注本，一类是单疏本，一类是注疏本。白文本宋代多有刊刻，今存者有国家图书馆（下简称“国图”）藏宋刻巾箱本《八经》10卷，包括《周易》1卷、《毛诗》1卷、《尚书》1卷、《周礼》1卷、《礼记》2卷、《孝经》1卷、《论语》2卷、《孟子》1卷，傅增湘谓“此书刊工细如发丝，精丽异常，盖建本之至精者。”[6]此外，国图还藏有宋刻白文本《公羊春秋》不分卷、《穀梁春秋》不分卷、《春秋经传》30卷（存卷16—19、24—30）、《京本春秋左传》30卷（存卷6—7、12、16、29）等。

  宋刻经注本有不附释文和附释文之区别。今存经注本不附释文者有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周易》9卷《略例》1卷、《礼记》20卷、《春秋经传集解》30卷、《春秋公羊经传解诂》12卷等四种，其中《礼记》20卷后附《礼记释文》4卷，《春秋公羊经传解诂》12卷后附有《释文》1卷，皆单另流传。南宋蜀刻大字本有《周礼》12卷、《礼记》20卷、《春秋经传集解》30卷、《孟子》14卷等四种，还有国图藏宋本《周易》9卷《周易略例》1卷、宋婺州本《周礼》12卷和《礼记》20卷（残存卷1—5）、宋刻递修本《礼记》20卷（存卷5—8、11—15）、宋刻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残存1—13、19—24、27—30）、宋刻本《尔雅》3卷《音释》3卷，《音释》附于各卷之末，与陆德明《释文》不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本《尚书》12卷，日本阳明文库藏宋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静嘉堂文库藏宋刻元明递修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本《御注孝经》1卷等，北宋本前人定为天圣、明道间刻本，这是今存宋刻经注本中唯一的北宋刻本。

  今存经注本附释文者，有余仁仲万卷堂刻国图藏《礼记》20卷、《春秋公羊经传解诂》12卷，台北“央图”藏《春秋经传集解》30卷（存卷8—9、12—13、16、1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春秋穀梁传》12卷（存卷7—12），计四种。经注本附释文者，尚有国图藏宋刻本《周易》10卷、《毛诗》20卷、《春秋经传集解》30卷，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建安坊刻本《春秋经传集解》30卷、台北“央图”藏宋建安王朋甫刻本《尚书》13卷等六种[7]。

  为了适应科举考试，自南宋中期以来，以福建建阳书坊为主，刊刻了一大批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类的经注本，“纂图”就是把经书中相应的名物画一幅图，图下写解读性的文字，画图是为力帮助理解经书。“互注”是征引他经词句互为注释。如果读《礼记》，《礼记》中某句经文的意思和《论语》经文一样，它就在《礼记》中把《论语》的经文引出来，前面刻“互注”二字，是白底黑字的，或者是黑底白字的“互注”，下面刻《论语》曰。如《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下标“互注”二字，接着刻“《语·八佾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就是“互注”，就是经书之间经文可以相互注解。“重言”是标注相同句子出现的次数，比如说《礼记·礼运》“‘澄酒在下’二，一見《坊记》”，意思是“澄酒在下”在《礼记》中出现二次，另外一次在《坊记》篇。“重意”是将本书中词句相似、意思相同的句子标注出来，如《礼运》在“重意”二字下有“‘玄酒在室，醴醆在户’，《坊记》三十篇：‘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意思是《礼运》“玄酒在室，醴醆在户”，与《坊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意思接近[8]。这样的书，古人把它叫“帖括之书”，就是考试用书。这是经注本书发展到宋代最方便阅读的版本。

  今存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类经注本有半页九行、十行、十一行、十二行等系统。半页九行者乃巾箱本，有国图藏宋刻本《周礼》12卷（存卷1、3、5—6、10—11）、《周礼》12卷（存7—11）[9]，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宋刻本《礼记》20卷、《春秋经传集解》30卷。

  半页十行者有国图藏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20卷图谱1卷、《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20卷图谱1卷（存卷1—11及图谱1卷），上海图书公司藏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20卷，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监本纂图春秋经传集解》30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刘氏天香书院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2卷，原嘉业堂藏《四部丛刊》影印《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尚书》13卷等。半页十行本者有题名“婺本附音”“婺本点校”者，也是巾箱本，今存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本《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13卷，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30卷（存卷2—7、15—19、23、25—26、29）等。

  半页十一行者有国图藏宋刻本《纂图互注尚书》13卷图1卷（存卷7—13）、台北“央图”藏宋刻本《纂图互注周易》10卷、日本京都市藏《纂图互注尚书》13卷图1卷、静嘉堂藏《纂图互注礼记》12卷图1卷等。半页十一行者另有冠名“京本点校”之称，皆巾箱小本，今存者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12卷（存卷2、4—6，上图藏卷1、3、7—12）、《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礼记》20卷（存卷8，上图藏卷6—7），湖南图书馆藏宋刻本《京本点校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30卷（存16—30），吉林大学图书馆藏宋刻本《京本点校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30卷（存29）[10]。

  半页十二行者有国图藏宋刻本《纂图互注周礼》12卷图1卷[11]、《纂图互注礼记》20卷图1卷、《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30卷《春秋名号归一图》2卷，台北“央图”藏宋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30卷（存卷12—13、19），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本《纂图互注毛诗》20卷图1卷，日本静嘉堂文库藏《纂图互注周礼》12卷图1卷等。

  单疏本今存者，皆为南宋刻本，具体是国图藏《周易正义》14卷、《春秋公羊疏》30卷（存卷1—7）、《尔雅疏》10卷，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尚书正义》20卷，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毛诗正义》40卷（存卷8—40），日本身延山久远寺藏《礼记正义》70卷（存63—70）。《仪礼疏》50卷，只有清道光汪士钟影宋刻本。此外，《周礼疏》50卷（存1—3、7—8、12—14、18—40），日本京都大学藏有抄本；《春秋穀梁疏》12卷（存卷6—12），国图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均藏有抄本；《春秋正义》36卷，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一部抄本。

  宋刻注疏本有八行本和十行本之区别。北宋时期儒家经典的刊刻，或刻白文经本，或刻经注本，或刻单疏本，南宋高宗时期，两浙东路茶盐司将《周易》《尚书》《周礼》的经文、注文和疏文合刻在一起，因其半页八行，故称八行本，或称八行注疏本。今存八行注疏本有七种：分别是《周易注疏》13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日本足利学校藏原版原印本一部，国图藏宋元递修本一部。《尚书正义》20卷，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国图所藏为较早印本，其中卷7—8、19—20配日本影宋抄本；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元递修本一部，刷印较晚。《周礼疏》50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国图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一部，皆为宋元明递修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残存27卷，印刷较前两本为早。《礼记正义》70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国图藏有两部，一部全本，一部残存28卷；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一部，其中卷33—40为日本室町时期补写，此外尚有零卷散存者。《春秋左传正义》36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国图藏一部。《论语注疏解经》20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宋刻元明递修本，今无全本存世，台北故宫所藏残存卷11、20，重庆图书馆所藏残存卷11—20，上海图书馆所藏残存卷11—12。《孟子注疏解经》14卷，汉赵岐注，题宋孙奭疏，宋刻元明递修本，台北故宫藏一部，国图、北大图书馆、南京博物院各藏有残本。

  南宋光宗、宁宗时期，在福建建阳书坊兴起一种新的注疏合刻本，即附有陆德明释文的注疏合刻本，这种注疏本将经、注、疏、释文合刻在一起，较之八行本，更加方便阅读。建安刘叔刚所刻行款为半页十行，故称“十行本”，实应称为“宋十行本”。元代泰定前后，曾翻刻宋十行本，元代翻刻书板传至明代，递经修补刷印，版心多有正德年号，故称“正德本”，实应称为“元十行本”。宋十行本今存有《毛诗》《左传》和《穀梁》三种，《附释音毛诗注疏》20卷，汉毛亨传，唐孔颖达正义，唐陆德明释文，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一部。《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今存两部，一部藏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另一部分藏国图（存卷1—29）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卷30—60）。《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20卷，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今藏国图。《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清代有传本，清乾隆六十年（1795）和珅曾翻刻此书，保留“建安刘叔刚宅锓梓”字样[12]。除《仪礼注疏》《尔雅注疏》外，宋代至少刊刻过十一经十行注疏本[13]。

  《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言“蜀注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宋刻本《论语注疏》10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唐陆德明释文，半页八行，这可能是“蜀注疏”唯一传世版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魏县尉宅刻本《附释文尚书注疏》20卷，旧题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半页九行。金元刻半页十三行注疏本，包括金刻《尚书注疏》《毛诗注疏》残叶和元元贞二年（1296）平阳府梁宅刻本《论语注疏解经》，皆不附释文。明初刻本有永乐二年（1404）刻《周易兼义》和《尚书注疏》《毛诗注疏》等，皆半页八行，接近于宋十行本[14]。《尚书注疏》肯定是来源于元十行本，《毛诗注疏》今藏重庆市图书馆。

  从目前文献记载来看，宋代是否刊刻过成套的《十三经注疏》，难以确定。但元代肯定刊刻过《十三经注疏》，今存元代刻十行本《十三经注疏》353卷，包括《周易兼义》9卷《音义》1卷《略例》1卷、《附释音尚书注疏》20卷、《附释音毛诗注疏》20卷、《附释音周礼注疏》42卷、《仪礼》17卷《仪礼图》17卷《旁通图》1卷、《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28卷、《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20卷、《孝经注疏》9卷、《论语注疏解经》20卷、《孟子注疏解经》14卷、《尔雅注疏》11卷，北京市文物局、国家博物馆、军事科学院和日本静嘉堂各存一部，均为元刻明修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北京市文物局藏本。张丽娟经过研究，认为“宋刻十行本与元刻十行本之间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后者是根据前者翻刻的”。“宋刻十行本与元刻十行本确为两个不同时期的刻本，两者不可混为一谈”。[15]

  令人遗憾的是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中没有《仪礼注疏》，而是代之以《仪礼》17卷《仪礼图》17卷《旁通图》1卷，只能叫“十二经注疏”。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1536—1539）李元阳、江以达等人于在福建依据元十行本刊刻《十三经注疏》，即“李元阳本”，也叫“闽本”“嘉靖本”，其中《仪礼注疏》17卷利用明汪文盛刻本翻刻，目前来看，闽本《十三经注疏》335卷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十三经注疏》。闽本《十三经注疏》和元十行本最大的差异，其一是用《仪礼注疏》17卷取代《仪礼》17卷《仪礼图》17卷《旁通图》1卷；二是改变了原来的行款，他把半页十行改成半页九行；三是为了突出郑注，把郑玄注单行排版[16]。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依据闽本翻刻《十三经注疏》，简称“监本” “万历本”。明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依据监本翻刻《十三经注疏》，简称“汲古阁本”“毛本”“崇祯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依据监本重刻《十三经注疏》，简称“殿本”。编纂《四库全书》时，基本上就是照抄武英殿本的《十三经注疏》，包括后边的考证，只不过对个别经书的排列次序有所调整而已。从闽本到《四库》本，二百年多年，《十三经注疏》刊刻、传抄有五次。武英殿本和《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一般读书人很难看到。所以，毛氏汲古阁本在清代就不断刷印，成为学术界读者阅读的畅销书。

  无论是元十行本，还是依据元十行本翻刻的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十三经注疏》，都有读者难以忍受的缺陷，主要是文字讹脱衍倒普遍，部分注疏本存在大量的墨钉和缺文，尤其是《礼记注疏》，墨钉和缺文遍布全书，元十行本如此，闽本、监本、毛本、殿本等虽然陆续有所校正，仅仅是个别之处，相反，在每次翻刻之时，又滋生新的错误，甚至忘改。所以，清代学者惠栋、卢文弨、浦镗利用他本，对闽本、监本和毛本等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产生了《十三经注疏正字》等一批校勘成果。

  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物观的《补遗》，合起来叫《七经孟子考文补遗》199卷，在雍正年间就传到中国了，对乾嘉学者有一定影响。编纂《四库全书》时，《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被编入《四库全书》。从《礼记注疏》来看，《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是以毛本做底本，用足利学校藏的八行本、古写本、活字本校勘毛本，记录异文，不下按断。几乎同时，浦镗除版本校勘之外，大量引用相关文献即它校材料，如卫湜《礼记集说》等，撰写《十三经注疏正字》一书。《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十三经注疏正字》是在阮元之前认真校《十三经注疏》的代表性著作。

  武英殿翻刻《十三经注疏》的时候，专门组织学者进行校勘，《礼记注疏》由齐召南负责校勘，每卷后面附有“考证”，其实就是“校勘记”。乾隆四十八年（1783），翻刻岳本《礼记注》，后面也有“考证”178条。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大多文献是经过仔细校勘的，校勘成果编成一本书叫《四库全书考证》，主编者叫王太岳，该书附在《四库全书》后面，与《十三经注疏》有关的，也有不少。乾嘉时期在学术界流传的校勘《十三经注疏》的著作以及校勘工作，显然对阮元产生了重要影响。阮元在江西做官期间，用十九个月时间，校刻完成《十三经注疏》，应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

  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366卷附《校勘记》，是校勘《十三经注疏》的集大成之作。附于《十三经注疏》之后的校勘记与单行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虽有条目多少、文字异同等区别，但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366卷附《校勘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学文献研究成果，与元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和殿本等比较，其优点体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确定底本，制定凡例。除《仪礼注疏》和《尔雅注疏》外，其他十二部经书全部以元十行本为底本，制定了详尽周密的校勘凡例，每书在“引据各本目录”下，罗列校勘依据的单经本、单注本、单疏本和注疏本，条理秩然。

  第二，抽换底本，新编注疏。鉴于元十行本没有《仪礼注疏》，阮刻本《仪礼注疏》50卷“经注则以唐石经及宋严州单注本为注，疏则以宋单行本为注，参以《释文》《识误》诸书，于以正明刻之讹，虽未克尽得郑贾面目，亦庶还唐宋之旧。”[17]《尔雅注疏》也有类似情况[18]。

  第三，汇校众本，按断是非。阮元在从事《十三经注疏》汇校之时，详尽罗列各本文字异同，参考前人以及同时代学者研究成果，撰写了大量校勘记，判断是非。

  第四，补足阙文，勘谬正误。元十行本历经修补，存在大量的讹脱衍倒，尤其是存在大量的墨钉和缺文，《礼记注疏》和《毛诗注疏》尤为明显[19]，阮元依据其他版本，不仅补足了阙文，而且勘正了很多文字错误。

  所以，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校刻刊印以后，快速取代毛本、殿本等《十三经注疏》，不断翻刻，成为学者研读的主要读本，风行学术界两百年，至今不衰。

  3、惟王锷先生没有接下去说清楚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版本以及它之后的版本流变情况，其实这些现实才是现代读者最关心的。我们通过魏庆斌先生的《《十三经注疏》的版本源流述略》的第四节“阮刻《十三经注疏》”及附录“诸家论《十三经注疏》版本优劣评议”就可以清楚：

  清初的《十三經注疏》通行本，由上可知是毛氏汲古閣本。此本既以北監本為祖，又罕校正，多生許多錯誤，多為學者詬病。

  第二次以十行本為底本的群經匯刻，始于嘉慶二十年，阮元以家藏十行本（共十一種），補入黃丕烈所藏單疏二經匯刻《十三經注疏》。此本一仍十行本樣式，并匯集眾本加以校勘。于書中加校勘標識，并附入所作《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一經問世，流布極廣，至今仍為諸家所翻刻。

  然此本需注意兩點：一、阮刻本題名《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實則阮元家藏十一經并非全為宋本。按入清以來宋刻已罕見，一家藏十一種宋刻，諒無可能。阮元所謂“宋本”，經近人考證，當有宋刻原本，亦有元刻明修之本。[13]

  其次，

  嘉慶年間阮元《十三經注疏》偏有錯訛，阮元亦不很滿意。于是，到了道光六年，朱華臨重據阮元初刻本重修，此后的阮元《十三經注疏》方始為善。

  由清入民國，迄于今日，中華書局影印本，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本，皆據阮元為底本，為當前最通行本《十三經注疏》。

  自阮元初刻本至中華書局本，期間翻刻影印情況亦復雜，則另有說。

  諸家論《十三經注疏》板本優劣評議

  自張之洞稱“阮本最於學者有益”后，世人多讀阮本。阮本自初刻后，翻印過程中多有修訂，使得阮本漸成善本，然后人卻有不同意見者。

  1）、阮本非止一種，因初刻而認阮本皆不善者非

  認阮本不善者多舉阮福撰《雷塘庵弟子記》云：“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即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為善也。”葉德輝嘆惜阮本未能盡善，《書林清話》即引此段[1]。張舜輝亦認為“阮本刻於江西，皆幕僚為之校勘。刻未竣，而阮氏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誤而新刻反誤者，故阮氏亦不自以此刻為善本也。其子阮福在《雷塘盦弟子記》中言之甚詳。”[2]

  今案：以上認阮刻本不善者，皆就阮元初刻本（即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而言，所引阮福及阮元本人的評價，所針對的也是初刻本。初刻本之不善毋庸置疑，然而之后的道光6年重訂本、江西書局本、點石齋本，歷次翻印中已更正了許多錯誤，已非阮刻時之草率。今就《孟子注疏》為例，道光6年本為朱華臨并三份校勘記修訂而成，書已近善；江西書局本、點石齋本中誤處更是寥寥，僅《孟子注疏》而言，稱之善本并不為過。

  要之：1、阮氏父子所評價對象為初刻本，不足以引以評價阮刻諸本；2、初刻本后，阮本已經修訂，自道光6年本開始，江西書局、點石齋本最為善本；3、張之洞距阮元世不遠，豈能不知阮氏父子的上述議論，稱阮本有益者，并非單指初刻。

  2）、殿本非盡善，初讀須謹慎

  武英殿本《十三經注疏附考證》由四庫館臣完成，以監本為底本，并加以考證。張舜輝先生評阮本不善后，認為殿本“白紙大字，且有句讀；行格疏朗，尤利老眼。晚歲溫經，未能須臾離也。嘗謂欲求《注疏》善本，惟殿本可定一尊。”[3]屈萬里先生亦認為殿本“雖據明北監本，然卷末附《考證》，句下加圈，校勘皆精，有青出於藍之譽，惟流通未廣。同治十年，廣州曾覆刻之，然傳布亦不多也”[4]，亦嘆惜殿本流通未廣。

  認殿本為善本者淵源久矣，葉德輝《藏書十約》即謂殿本優于北監本和汲古閣本（《購置一》2A）。盧文弨《群書拾補·同易注疏》題下注也說：“汲古閣毛氏所梓諸經多善本，唯周易則否……今官本則從善本中出，已改其失矣。”所謂“官本”，當即殿本。[5]

  今案：仍以《孟子注疏》為例，其跋語中稱“原文監本脫畧者，必旁蒐各本，確有可據始為增改，若諸本從同，雖心知其譌，姑闕疑焉”[6]，看似極具審慎精神，人們也多因其有《考證》和這句話，而認為殿本非草草而就，而是經過精心校勘的。

  不可否認，殿本經四庫館臣手之后，卻比監本、毛本優勝。然而，它的先天不足（所用底本為監本）決定了它不可能盡善；其次，它的《考證》并不如聲稱的那么精良，比如誤把疏文作“衍文”而刪除，大失審慎精神（參見《四庫館臣不識章指》）。

  3）、初讀《十三經注疏》，仍當由阮本入門

  就版本而言，初讀《十三經注疏》，當以易得、完整、無誤為標準。執此以論諸種《十三經注疏》，則知：殿本未在市面通行（今有電子版可備不時之需），實不易得，更何況它并不精善呢？閩本、監本、毛本更是深居各大圖書館，可謂一入閨，難得一見了。另有四庫本相對易得，然其就殿本而抄成，自不能稱善。

  如此，單就易得而言，阮本最為通行；就完整、無誤而言，除卻初刻本，仍屬阮本為善。屈萬里先生亦認為閩本、殿本購求不易，且皆不逮阮刻；監本、毛本不及阮本遠甚。因此，“今日讀十三經注疏者，能備有道光重校阮刻本，更佐以單行本阮氏校勘記，則自十行本以下，若閩、監、毛、殿諸本，雖不蓄，亦無不可。若寒士并阮刻亦不能得時，則石印之佳者，或世界書局之影印本，亦可購讀也。”[7]

  今案：

  道光六年本今亦難得，惟有中華書局1980年據世界書局景印本，差可替代；單行本阮氏校勘記，《清經解》和《續修四庫全書》皆有收錄，較易得；得此兩者而讀《十三經注疏》，庶乎近焉。另，臺灣藝文印書館民國96年八冊本、中華書局2009年景印大字本亦通行，然皆就初刻本而來，非專業研究，不必因其初刻而求必備。

  雖如此，猶有所憾。今以《孟子注疏》為例，參校諸本后，發現道光六年本雖能稱善，誤處亦不少，中華書局本往往沿誤（參見《阮刻〈孟子注疏〉校勘記》），不如江西書局本、點石齋本誤處寥寥。惟點石齋本系石印，字體較劣，又不如江西書局本美觀大方。若有人能發布江西書局本電子版或影印出版之，委實功德無量；或能尋得八行本、單疏本，與其相校，增益其所不足，則更為殊勝功德，澤被學界無窮矣。

  ">三、 《十三经注疏》的现代影印本

  《十三经注疏》地位高、重要，是国学的核心、基础与主干。它由经、注、疏、音义四部分构成，每部分各自有漫长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了许多的变动，出现了不同的说法，产生了众多的版本。要整理，如何梳理清楚源流，搞清楚历史的流变，然后找出一个合适的工作底本，选择若干种参校本，进行校勘、标点、分段，作出一个精善、便于利用、能准确复原重要版本的历史面貌的标准本来。其中如何确立体例，如何统一规范，如何处理无数的细节，如何保证团队的校勘标点质量，里面有无数的问题，而且一些看起来合理的要求实际操作起来又是互相矛盾的，需要作出平衡与妥协。北大、上古的整理本不尽如人意，一方面自然是团队成员的水准，整个的管理水平与流程有可以检讨之处，整个出版环境和社会风气的急功近利也使得学者们难以安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作枯燥的古籍整理工作，如今毕竟不是翠微楼校史时期啊；但最主要的，还是这套书它的重要与面临的问题之多，之大，之复杂。山大的杜泽逊教授团队成立“校经处”，先做校对汇编，再作点校，应该说是最踏实，最彻底，也最麻烦的办法，能不能最终做出比肩二十四史点校本一样的成绩？且拭目以待。

  除了做整理本这种有雄心壮志，企图集大成而取前人而代之，然而往往费力不讨好，越弄问题越多的方式之外；出版社也同时或者专门采取稳妥的方式，那就是影印过去已经出版的比较可靠或者比较独特的十三经注疏旧版。这是市面上最多的，最为读者接受的方式。因为它可以使得读者使用到一套版本可靠，价格又比较低廉的《十三经注疏》。

  如我在《十三经注疏的现代整理本》一文中提到的，中华书局在1936年整理出《四部备要十三经注疏》后，“1957年用《四部备要》旧纸型重印了《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平装本全40册。1998年又缩印为4册32开精装本，称为《唐宋注疏十三经》。2020年，中华书局又以四部备要本《十三经注疏》做成精装20册，称为《聚珍仿宋版十三经注疏”》。”

  现在流传的历代《十三经注疏》，一般认为清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阮元主持校刻的《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南昌府学本是较精善的通行本。所以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中华书局2009版大16开5册精装《十三经注疏》就称自己是按阮刻原版影印。4拼1缩印，字还不算小，能看清楚。有细心的读者认为它其实是翻印台湾艺文版《十三经注疏》，有书友又指出其中“阮元校勘記，同治本有很多改動。此書既然影印嘉慶本，就該照原書影印。但是中華書局卻是在版面允許的情況下用同治本校勘記抽換。所以這本書的阮元校勘記和嘉慶本、同治本都不一樣，莫名其妙地搞出一個新版本。”不知道是否和艺文版一样，如果一样，应该是证明它翻印至艺文版，而非直接影印阮刻了。

  台湾艺文版艺文印书馆《十三经注疏》，影印于上世纪50年代，为台湾与日本最常用的版本，很有名气。它应该来回印了至少有二十三版以上，我看到的1979年已经印到第7版，2019年到了第23版。各版封面多有不同。但都是8册16标准开本，布面精装，4拼1缩印。我查到的，六十年代的是灰蓝布封面（书主不确定初版年代，按纸张老旧程度判断），封面书名压印而成，书脊烫银；82年版采用较为朴素的灰绿色布面；79年的最为豪华，为墨绿色布面精装烫金。我看到的“中华民国九十六年八月初版十五刷”又回到了早期六十年代低调的风格。

  中华书局在2009年的5册精装影印本出版前，在1980年影印过“世界书局缩印本……该本以清道光重刊本为底本”，九拼一缩印，两册精装。上海古籍1997年、浙江古籍的1998年缩印本也都是这个版本，都同样是两册精装，九拼一。这三种缩印本只能备查，查的时候还得带放大镜才行。这个缩印本几个出版社印了好几次，封面也有区别。

  因为国学热，其他出版机构自然也参与进十三经注疏的影印来，它们采用其他版本，因此打破了阮刻本一家独大的局面。如东方出版社2011年以日本东洋文库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闽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出了8册精装本的明版闽刻十三经注疏，定价1880元；天津出版社2018年以同样的底本影印成红色封面精装16 开全10册，同样是一拼四，内页用铜版纸，定价6000元。齐鲁书社2019年出版了《武英殿十三经注疏》缩印本，16开本全8册，一拼四，锁线精装圆脊，布面烫金压凹，单套装箱，内文用纸70克双胶，封面用料为东洋细布，定价4800元，这个殿本的影印本印刷极清楚，几同原本，装帧非常讲究。

  除此外，还有更昂贵的线装影印本。

  線裝書局2013年影印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加上三希堂藏书的噱头，16函100册 ，宣纸线装，定价38000元。

  学苑出版社2018年推出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影印本，16开精装45册，定价45000元。

  目前出的最豪华的一套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出的影印本，据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刻明修本仿真影印，8开线装宣纸，共21函106册，定价: 68850元，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金元编经部。

  东方出版社2020年用同样的底本影印，同样宣纸线装，推出所谓“古本十三经注疏”22函148册 ，定价49560元。这些单面单页的影印宣纸线装本，纸白墨黑，几乎能还原雕版善本古籍的美感。很显然这样下真迹一等的线装影印本主要是供给富豪之家的。

  除了成套的《十三经注疏》，我们还可以关注零本经部影印本。比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它由著名文献学家杜泽逊审定，从经史子集中遴选100种,成书500册左右，它的特点是第一底本均是存世的宋元名椠、明清佳刻；第二采用灰度印刷，尽最大可能保存原书的历史痕迹，不做过多的技术性修饰；内文用70克黄胶，利于保护视力；第三、封面设计简单大方，书名用“版刻体”，显得古雅而朴素。第四、全部平装32开，每册平均200页左右，页码较少的书，可合两三种为一册；部头略大的，分册装订。比较轻便。第五、影印本定价3元每印张，也就是每册的定价在20元左右。一般人也买得起，看得起。这是目前普及性最好的单面单页古籍影印本，堪称价廉物美。虽然其中经、史略少，集部略多，但其中有《宋本周易》、《宋本论语集注》、《宋本孟子集注》、《宋本四书注》、《宋本尔雅疏》、《宋本周礼疏》、《宋本春秋经传集释》、《宋本毛诗训诂》等，如果对宋元善本的十三经原貌有兴趣，这是最易得最便于阅读的影印本。

  《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的缺点是它全部采用灰度印刷，但几乎没做技术处理，展现出来的效果全是灰蒙蒙，黑乎乎的，一看就几乎使人完全失去了对古籍善本应该有的尊重与珍爱之情。影印是一定要做适当的技术处理的，比如出土文物，博物馆也要把文物清洗一番才能给观众见面，不能急着带着泥巴就放在展览柜里！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先后与西泠印社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合作的“传古楼”，这是一个专业而投入从事古籍影印的民间机构，他们采用位图法影印，虽然大量去除了底本的历史信息，但优点是纸墨分明，点画清楚，版面显得干净清晰，非常美观。看灰度影印本，我们能知道善本现在的样子，看位图影印本，我们能看到它最开始时可能的样子。如果是为了阅读，我应该会选择位图法。传古楼影印出版的阮刻五经与四书，一律采用32开，每面影印原书半叶的形制。

  我抄他们的同行沈楠（师顾堂主人）对传古楼刻的《阮刻周易兼义》的评论--《阮刻周易兼义》的传古维新：

  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

  《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文献的基础典籍，《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注疏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在五经注疏的 各种版本中，清阮元刻本体例较为完备，影响亦较为深远（至今仍为学界通行本）。

  《十三经注疏》在中国古文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从未出版过单面影印、适合阅读的本子，阮刻的刊行能较好地弥补这一缺憾， 能有效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研习。阮刻《十三经注疏》的问世，结束了从明末到清中期风行海内200年的明北监本和汲古阁本 《注疏》双峰并列的局面，从而开启了阮刻《注疏》单峰独行的新天地。

  　毫无疑问，相对于2013年出版的《毛诗注疏》，2014年出版的传古楼《四部要籍选刊》的第三部单面影印——《阮刻周易兼义》的 进步是跨越性的。这自然是意料中的事情，但真的拿到手后超出了笔者的想象。首先，纸张发生了变化，《毛诗》印刷时用的是轻质 纸，细腻厚实的米黄色印书用纸。字与纸相得益彰。其次，读者关心的核心问题——印刷效果较《毛诗》有了精进。墨色上更加漆黑光 亮，却不失真，扫描去色调整对比度做得很好，笔画清晰，无虚残之感。需知阮刻诸经刻工用墨俱不为佳，要影印清晰，颇有难度，传 古楼这次处理得恰到好处。扫描原书、单面影印；字迹清晰，版式疏朗。 《毛诗》出版后，细心的读者们发现《毛诗》中部分字有轻微 的网格状，在印制《周易》时，传古楼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参考了大量以前出版的高质量影印本，着手解决此问题，从最后 印刷的效果来看，解决得比较圆满。 再者，装订和装帧更加符合书籍本身的意境。在装订上坚持了传古楼印书必须锁线的一贯宗旨，读 者不必担心书脊会从中断裂。封面用淡黄纸张光滑细腻不失简朴典雅之感，淡淡的书影作为封面背景衬托出浓浓的古典气息。封底的 logo「传古维新」四字是集南宋绍兴府刊刻的单疏本《毛诗正义》中的字，表达了传古楼印书的理想和心态。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王丰先在光明网上发表的《多措并举让古籍善本走出“闺阁”》文章里赞扬师顾堂：师顾堂丛书，是由师顾堂主人沈楠与岳麓书院蒋鹏翔合作编纂，遴选经学史上具有代表性且底本较清晰的著作进行影印，其处理原则大致为宋元善本采用灰度影印以体现细节，明清刻本则采用黑白影印以便阅读。已先后影印张惠言《仪礼图》、《仪礼疏》，《尔雅正义》，南宋蜀刻本《论语注疏》，南宋宁宗监本《广韵》、《周礼疏》、《仪礼郑注句读》等，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

  以上提到的几种经部善本，都和十三经注疏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这几种实在可以称为影印本中的善本，内容不必说，纸张、工艺、装帧，都属于目前影印本中的上品。有读者感叹：“看看师顾堂出版的张惠言《仪礼图》就能明白。操作层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师顾堂所作的几种书，与80、90年代的大多数古籍影印本相比，就会明白差别有多么大。”我认为，传古楼选题上更重视市场，做的是比较容易普及的本子；师顾堂更重视版本目录价值，它出的书更具精雅些。当然一分钱一分货，两个民营机构的影印本价格肯定高于国图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却远远低于国图的中华再造善本。

  关于十三经注疏，市面上另有一种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的绿皮纸面精装影印本，全九册，定价1000元，四拼一缩印，不知版本来源，我一眼看去，装帧粗劣，很怀疑是盗版书。

  四、《十三经注疏》的现代整理本

  予多事，购置了一套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百年局庆纪念版） 之后，自然而然得陇望蜀，想买一套十三经注疏了。但收集各种信息，询问各位行家，得出的结论居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所有整理版本中，没有一种能如点校本二十四史那样“完全取代旧的本子”，成为公认的标准本。

  严明丹说：点校本二十四史从它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几乎全被淘汰，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谢玉杰等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中指出它有三个特点:“一、新式点校本，书前均有《出版说明》，对原书作者、内容结构等做了简要的评述，说明点校本所采用的版本，吸收哪些学术界的成果，对阅读该书具有指导意义；二、对分段、标点以及校勘成果作了精当的技术处理；三、广泛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套精善的正史读本，也给专门研究者提供了完善的引证本。”

  用这些标准去审查目前已经出现的各种现代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它们是很难让读者满意的。

  北大整理版以清阮元校刻本为底本。据主持者李学勤介绍，整理的原则是：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对阮元《校勘记》中已有明确是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系专门针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而作的一种补充和再校勘。对孙著中有明确是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或对阮校进行纠谬；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在尽量保存底本原貌的基础上，择善而成，并力求全面反映各种版本的差异。对底本与各校本有歧异，但文意两通的，只出校记说明；对于因文字出入而可能导致所证事实完全不相符合或性质形成较大差异的，原则上略作考证以决定取舍。另外，还择要吸收了古今学术界有关十三经及其注疏的校勘、辩证、考异、正误等方面的成果，并摘要以按语的形式录入页下。

  用意并非不佳，决心也很大，问题出现在执行过程中，因为真正做标点、分段、校勘的，其实是一帮经验不够的学生。主持其事者又没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把关。学者王锷2017年在“整理《十三经注疏》刍议”一文中评价道：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是简体字横排，此后出版了整理本，是繁体字竖排，这两套书一是极大地推动了经学的研究，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读本。缺点一是有标点错误，二是对阮元的校勘记进行了改编，这种改编，不是很规范。

  北大整理本有筚路蓝缕之功，但问题不少，做不到毕其功于一役。学界对北大整理版的不满意显然让其他团队看到了机会。2007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由张岂之和周天游主编的《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目前已出版了《尚书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毛诗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等七种。它的特点是弃用阮元校刻本为底本，而是选择以更早的宋元善本为底本，各书校勘由单独的有资历的学者负责，此外还广泛采用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蒲镗《十三经注疏正误》以及北大整理本的成果。它在版面设计上也更加规范，区分更清楚，字大行疏，方便阅读与使用。很显然，他们力图后来居上，整理出版一部想代替阮刻本《十三经注疏》的新版本来。但对于十三经注疏这样的处于中华文明最核心、最重要的经典，读者是非常挑剔的。“但从出版的情况来看，这个目的可能达不到。这套书存在选择版本不当、整理不规范等问题，个别经书标点、断句的错误，还超过了北大本。”还是不尽如人意。

  相比大陆的大刀阔斧而言，台湾对待十三经注疏就比较保守，没把握就能不动就不动。“2001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套《十三经注疏分段标点》，排印本，每半叶分为上下两栏，不知何故，但字大而清楚，20巨册精装。“如书名一样，只是对阮刻“标点”和“分段”，另把相应的校勘记附在每段之后，余者一仍其旧”。”其优点是完整保留了阮元的校勘记，但就《周礼》《仪礼》《礼记》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破句太多，且缺乏校勘。

  鉴于以上三种均存在纰漏，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于2012年启动了《十三经注疏》工程。据新闻报道：《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作为一个系统的学术工程，包括《十三经注疏》汇校、《十三经注疏》标点通行本和《十三经注疏》专题研究等内容。其中《十三经注疏》汇校是基础性工作。《十三经注疏》汇校将以北监本为工作底本与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李元阳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四库》本、阮元本分头对校，形成八份校勘记，最终将八份校勘记合成一份校勘记。在汇校的基础上，还将组织《十三经注疏》点校工作。《十三经注疏》点校工作将根据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体例，各经注疏选择内容较全、错误较少的版本为底本，其他版本为校本，最终形成一部错误最少、附有简明校勘记的通行本。据该学院介绍：该工程计划在2018年完成儒学第一本《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作计划在2014年启动，2019年完成。工程的负责人为杜泽逊教授。他说，《十三经注疏汇校》，是前人没做过的，将是山东大学的独立成果，它具有原创性、唯一性，学术价值较高，工程浩大，需要校勘的古书多达十万页，校三遍，也就是三十万页，十五个人坐班要七八年校完。出版成果大约是32开的平装书100册。

  先做汇校，然后出标点通行本，这是一个更彻底更大胆的想法。山大微博上说：在《汇校》的基础上，参考乾隆殿本的断句，以及当代学者的标点，整理出一套错字较少、标点准确、校记简明的《十三经注疏》通行读本，自然是当代古籍整理工作者应当努力的方向。整理通行本的工作将由山东大学儒学院与中华书局合作，约请各经专家分工完成。

  杜泽逊教授的团队一直在为此努力，已经出版的成果是《尚书注疏汇校》，2018年中华书局版，全九册。根据出版信息：该书所用底本为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所用校本共18种，即唐开成石经本、宋刻单疏本、宋刻八行本、李盛铎旧藏宋刻本、宋王朋甫刻本、宋刻纂图互注本、宋魏县尉宅刻本、蒙古平水刻本、魏了翁《尚书要义》、元相台岳氏刻本（清乾隆重刻）、元刻明修十行本、明永乐刻本、明嘉靖李元阳刻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