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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内容简介：在盟军轰炸德国期间，文化珍宝的损失比家园的毁灭更让希特勒痛心疾首。希特勒的幕僚对这个事实大加宣扬，因为他们相信，这会让大家看到希特勒感情丰富的一面。如果不理解沃尔夫·勒佩尼斯所谓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便不可能理解这种思想。

这部作品讲述了灾难性的德国习性：认为文化成就具有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并将文化想像为政治的替代物。作者考察了这种倾向如何对18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德国人对文化的迷恋、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魏玛共和国垮台、纳粹崛起的原因之一，并且持续困扰着德国与欧洲邻国及美国的关系。

这本书由一篇篇关于知识分子的小品文组成，歌德与托马斯·曼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同时书中也有对其他人物的精彩评论，包括诺瓦利斯、惠特曼、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等。

导言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与《玫瑰骑士》

一 文化：

崇高的选择

衰减的特性

冷漠的政治观

德意志精神与德意志帝国

二 从共和到流亡

托马斯·曼的政治观念

法西斯主义的美学魅力

艺术与道德

流亡与移民

三 诺瓦利斯与惠特曼：

德国浪漫主义与美国民主

没有歌剧的国家

约瑟在美国

德国的民主

爱默生的舵手：

贝多芬与贝蒂娜

四 德国文化在国外：

失败中的胜利

美国精神的封闭

面临危机的德国精神

平静地告别欧洲

五 法德文化之战

两次革命

“流亡”的歌德 “文化战争”的根源

社会学史上的谜团 文化使者：哈布瓦赫

逐出柏林 哈布瓦赫之死

奇怪的失败

知识分子的抵抗

德国革命的局限性

六 德国本土文化：

道德的崩溃与智性的崛起

德国的浩劫

文化的复苏

内心的流亡

德国人与犹太人的流散

七 典型的德国人：

浮士德与墨菲斯托

民意调查中的歌德

1945年之后的歌德

八 德国的再统一：

知识阶层的失败

文化的卫士

东德知识分子的灾难

知识分子的悲喜剧

九 伪文化：

中欧的终结

欧洲：梦想与官僚

文化胜过权力

十 反讽与政治：

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

热爱美国的欧洲人

哈姆雷特与福丁布拉斯

欧洲侏儒与美国巨人

美国历史的反讽

十一 统一后的德国：

寻求道德典范

文化与现实政治

政治问题的文化出路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沃尔夫•勒佩尼斯，2006年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他曾任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长（1986－2001），现在是该学院的终身教授。勒佩尼斯也是柏林自由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并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数年。勒佩尼斯著作等身，且定期为德国国家级报刊《世界报》撰写文章。代表作有《忧郁与社会》（1969）、《社会学史》（1981）、《欧洲知识分子的兴起与衰落》（1992）、《文化与政治》（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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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在1983年发表他的《回忆录》时，描述了年轻时他对德国文化是怎样的着迷。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什么也不做，专门攻读康德的作品，对德国哲学思想的丰富性了解得非常深入。在法国，只有文学才会让他产生同样的兴趣。最后，在德国哲学和法国文学之间，在康德和普鲁斯特之间，再也没有涂尔干的社会学生存的土壤。与康德著作中可被理解的特性和普鲁斯特作品中的阿尔贝蒂娜相比，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和《自杀》都无法触动阿隆的神经。因为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对现代社会非常了解。假若他是涂尔干的信徒，倒不一定能够了解得如此深刻。在许多德国人把文化看作逃避政治的避难所时，文化却给阿隆打开了博大而深奥的政治视野，使阿隆在日后得以成为法国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社会学家。

在给托马斯·曼的信中，阿多诺继续对他所看到的战后德国漠视政治的氛围同普鲁士在解放战争前夕的情况进行比较。战后，在大学中，德国青年们再次谈论起逻辑问题和玄学问题，就好像他们在谈论政治。阿多诺以一种近乎洋洋得意的口吻写道，年轻的德国人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在他们的祖国已经不存在了。德国不再是个政治主体，将来，这个国家无论如何不会对世界政治施加任何影响。那么结果就是，德国人便会以如何在强权的阴影下生存为主要目标。于是，他们再一次变得思想丰富而行动匮乏，正和他们的祖先在1800年左右的情况相似。

諾貝特•埃利亞斯在他的著作《德國人》中寫道：“鑲嵌在德國詞彙‘文化’中的含義也許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見，這是反復出現在德國中產階級精英中的徵候，即政治與國家事務代表他們引為羞恥、缺乏自由的領域，而文化則代表了他們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們的尊嚴與驕傲。在18世紀與19世紀的一些時期中，中產階級‘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偏見將矛頭指向了王公貴族的獨裁政治……在之後的時期中，這種反政治偏見的矛頭則轉而指向民主國家的議會政治。”這裡，埃利亞斯描繪了‘文化’在德國‘民主政策’中的角色；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中則認為，文化在‘對外政策’中的角色是以德國人不由自主地要將文明與文化區分開來的意象為特點的。“在德語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無論如何，這種用途的價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類的外部表現和人類生存狀態的表象組成的。最令德國人引以為豪的、用以闡釋他們自身成就與自身存在狀態的詞彙則是‘文化’。”法語和英語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經濟、技術和運動、道德與社會現實，德國的‘文化’概念則在本質上指向思想、藝術和宗教，而且有一種傾向，就是在這類事物和另一類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之間，劃出明確的分界線。

從根本來說，不僅德國的中產階級，而且整個德國都因其文化成就及文化渴望而引以為豪、沾沾自喜。德國人對文化的興趣和熱愛，加上與日常政治打著官腔的嘲諷，形成了“德國精神”中不容置疑的、深刻的反政治本質。”（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劉春芳、高新華譯，譯林出版社，2010，pp.5-6）

本書考察了德國人對於文化的態度，他們將文化視為政治的替代物，同時對政治嗤之以鼻——這裡首先把政治理解為議會政治，他們認為政治就是思想狹隘的利益集團進行討價還價、相互妥協的競技場。……然而，我卻堅持認為，對文化成就的過高評價，以及‘對政治表現出的奇怪的冷漠態度’（古奇語），在德國所起的作用比在其它國家要大得多，其表現程度也比在其它國家要強得多。文化是政治的替代物，這是貫穿在德國歷史中的普遍思想……（Ibid., pp.7-8）

在东德,道德的懦弱在大张旗鼓地继续着,令人很是痛心 :非暴力反抗已无迹可寻。对受压迫的人们缺乏应有的同情,处处见风使舵、自欺欺人,要么就躲进内心的世界中逃避现实。 这些都是从 1933 年直到 1989 年的漫长时期内 ,东部德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主要特点。

文化和社会不可能彼此分开。政治是一个自足的领域，是不确定的艺术，妥协与折衷是其主导。它不应该与精神艺术的王国混为一谈，因为在精神与艺术的王国里，纯粹与绝对才是主宰。

书籍介绍

《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内容简介：在盟军轰炸德国期间，文化珍宝的损失比家园的毁灭更让希特勒痛心疾首。希特勒的幕僚对这个事实大加宣扬，因为他们相信，这会让大家看到希特勒感情丰富的一面。如果不理解沃尔夫·勒佩尼斯所谓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便不可能理解这种思想。

这部作品讲述了灾难性的德国习性：认为文化成就具有超越一切的最高价值，并将文化想像为政治的替代物。作者考察了这种倾向如何对18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德国人对文化的迷恋、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是魏玛共和国垮台、纳粹崛起的原因之一，并且持续困扰着德国与欧洲邻国及美国的关系。

这本书由一篇篇关于知识分子的小品文组成，歌德与托马斯·曼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同时书中也有对其他人物的精彩评论，包括诺瓦利斯、惠特曼、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等。

• 作者： ✨Lachesis 发布时间：2011-04-18 12:11:09

  与法国的关系成为了爱恨纠结的历史。

• 作者： HestiaGnade 发布时间：2012-01-11 12:16:34

  好玩的书....留着写长评

• 作者： 祁嘟小嘟 发布时间：2020-02-07 17:04:07

  没有以为的那么好看

• 作者： 奥兰多 发布时间：2010-09-20 09:05:50

  个人觉得可以和以赛亚柏林的书结合起来读，对德国浪漫主义的起源分析得很精彩。

• 作者： 胡桑 发布时间：2018-09-25 08:24:33

  对中国知识分子同样适用。

• 作者： 示播列 发布时间：2013-12-24 11:43:02

  所有自我感觉良好的文艺青年们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与《玫瑰骑士》——沃尔夫·勒佩尼斯

  作者：待注销 发布时间：2010-06-02 10:50:20

  　　1945年2月13日，有两位女士没有赶上开往德累斯顿的拥挤列车，其中一位是年轻母亲，怀中抱着婴儿，另一位是她的姐姐，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没办法，他们只好在附近的村庄过夜，他们在一片高地上找到了可以栖身的农场。后来，在小男孩能够回想起的童年往事中，这似乎是在德累斯顿燃烧之夜的一次田间漫步。他有时会平静地，但明显带有一丝胜利感地谈起这个夜晚——似乎躲过这场灾难有他个人的什么功劳似的。当难民们回到住处时，大人都久久不能入睡。男孩被放到床上，但是门依然留着条缝，一线亮光从门缝射进屋内。他能看到头顶上有一盏小吊灯，悬绳是一串串玻璃珠。随着灯的轻微摆动，玻璃珠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因为德国的大炮和高射炮摇撼大地，灯才这样摇晃不停吗？男孩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个男孩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在两公里之外——确切地说，是在德累斯顿两千米的上空。实际上，他爸爸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歼击机飞行员之一，为了对抗盟军的轰炸部队而紧急起飞。那一夜，大多数飞机在空中闪电式地飞来飞去，却没有接触到任何敌机，最后只好着陆。德国的空防部队越来越难以确定英国与美国轰炸部队的行程与目标。战斗机飞行员只好利用地面上的一些偶然线索来猜测敌军到底飞向什么地方。

  　　2月13日晚，当男孩的爸爸与跟随部队起飞时，他们首先飞往斯特拉斯堡待命，并在斯特拉斯堡上空盘旋，希望能够从地面接收到飞往准确目的地命令。然而，命令却始终没来。机务人员包括一个飞行员、一个观察员、一个机枪手，还有一个无线电发报员。当地面侦察站突然转播了电台的一个节目，即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时，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两位人员有博士学位——便认为他们明白了目的地所在：维也纳。于是他们调头飞往这座为《玫瑰骑士》提供背景的城市。然而，他们飞行的越远，他们就越发怀疑，维也纳是否真的是盟军攻击的目标。之后，机枪手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的地，1911年1月26日，《玫瑰骑士》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公演。于是他们飞回德累斯顿，去阻止他们不再可能阻止的事情。

  　　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我父亲在很久之后才告诉我的真事——那时我父亲觉得他已经可以谈论在战争期间他曾经做过和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了。非常奇怪的是，施特劳斯的音乐令人想起对德国城市进行轰炸时的隆隆炮声，恰如邱吉尔对比弗布鲁克勋爵所描述的：“由超重型轰炸机执行的一场彻底的毁灭性的绝杀行为。” 在作家泽巴尔德所能回忆起的关于空袭的事情中，有一个听到空袭过程的人所作的描述。他说：“恰恰在达姆斯塔特毁灭性的空袭开始之前，收音机中播放了施特劳斯的《魔幻音乐》中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优雅动听，好像来自精美的洛可可世界。” 一战后不久，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写一了首诗，诗的主题是对好战的德国军队的控诉。诗的结尾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凶手就在玫瑰骑士中间。”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和空中的《玫瑰骑士》打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形象，在我看来，这种形象似乎表明，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 当德累斯顿被毁灭的消息传到纳粹的领袖阶层时，“德国劳工阵线”最高领导人罗伯特•莱伊的第一反应是，肩头的沉重负担终于没有了。“我们终于能够松口气了。总算结束了。现在我们不会再为保护德国文化的遗址而牵扯精力了！” 三年前，当罗斯托克城遭到英军轰炸时，戈培尔做出的反应与此相似。他对人员的伤亡情况只字未提，却只谈到了以暴制暴的必要性，在德国的“文化中心”被英国皇家空军摧毁之后，德国应该铲平英国的文化中心。 在纳粹德国，人人都知道，伟大艺术作品的损毁对希特勒的打击要比大型住宅区所遭受的毁灭性攻击严重的多。 德国的宣传家们有意让个消息传播开来，因为他们坚信，这样希特勒的反应便不会被视为对人类苦难的野蛮漠视，人们会认为他具有战争也无法摧毁的强烈的艺术感受。

  　　不仅希特勒与他的幕僚把盟军的轰炸视为对德国文化的毁灭之举，1942年5月，在美国的德国犹太移民策划了一个大型募捐活动，他们用所得的钱款向美国空军捐赠了一架轰炸机，并将该轰炸机命名为“忠诚”。他们希望托马斯•曼能够担任该活动地西海岸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曼得知后怒火中烧。他愿意为红十字会或者为购买战争债券募集钱款，但绝不可能支持正在摧毁德国城市的空袭部队——尽管这是必要之举。“我不希望在我死后，阅读我的作品的德国人——亦或他们根本不会读——认为我是一个应该对德国文化遗址的毁坏负有责任的委员会的主席。” 托马斯•曼对德国人的思想形成机制的预见也许是正确的：人们知道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导致三万人丧生，但是这座城市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宝藏遭到严重摧毁的象征——也许这个象征会更为人所铭记——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在已经重建的圣母教堂。

  　　历史学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曾撰写过一部关于德国在轰炸中遭受的苦难的著作，书名为《火焰》。伊恩•布鲁玛在为该书写评论时指出，《火焰》的结尾写道：“人们对德国图书馆和档案馆被焚毁的藏书感到悲伤，这种情绪长久以来挥之不去。这种悲伤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放在一部长达592页的著作的最后却令人感觉颇为奇怪。似乎失去书籍最终要比失去生命更糟糕——特别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却并不产生什么道德魅力……正如弗里德里希的书中所呈现的，真正的灾难是美丽的古城、古老的教堂、洛可可式的宫殿、巴洛克的城墙和中世纪的街道全部成为废墟。” 布鲁玛认为《火焰》的目的是试图纠正“集体背离德国历史和文化的行为”，这一阐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不敢肯定弗里德里希的诊断也是正确的。也许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文化的损失关注的力度不够。然而，在德国人的集体忘记中，像德累斯顿这样的名字是一种提醒，它让人们更多地想到有多少文化遗产遭受灭顶之灾，而不是丧失了多少生命。我父亲一提到德累斯顿的焚毁，总会提及《玫瑰骑士》。我父亲的这种观点在他那一代人里，应该算不得是例外，而应该是一种常态。

  　　诺伯特•埃利亚斯在他的著作《德国人》中写道：“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中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见，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征候，即政治与国家事物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与骄傲。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一些时期中，中产阶级‘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偏见将矛头指向了王公贵族的独裁政治……在之后的时期中，这种反政治偏见的矛头则转而指向民主国家的议会政治。” 这里，埃利亚斯描绘了文化在德国“民主政策”中的角色；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则认为，文化在“对外政策”中的角色则是以德国人不由自主要将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的意向为特点的。“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

  　　从根本上说，不仅德国的中产阶级，而且整个德国都因其文化成就及文化渴望而引以为豪、沾沾自喜。德国人对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加上对日常政治打着官腔的嘲讽，形成了“德国精神”中不容置疑的、深刻的反政治本质。这种状态最终滋养了德国作为“文化之邦”的自豪感，德国因此断言自己要优越于仅仅拥有“文明”的西方国家。文化在德国国内政策以及国外政策中的独特地位是本书的主题。我谈及了“德国诱惑”，指出这是一种认为文化是政治的高贵代替物的思想，尽管这也许并不见得是更好的政治形态。

  　　埃利亚斯在描述德国“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倾向时，非常惊讶地发现，“特定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同一个社会中，经过许多世代更迭后再次出现，它表现出适应新发展的特点。几乎可以肯定，某些关键词的含义，尤其是某种情感基调已经深入这些方式的骨髓，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没有人去核查其正确性，经常也未发生任何改变，它们在人们所定义的“民族性格”的灵活而有韧性的连续发展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然而，对“文化”在德语用法中作为反政治关键词进行分析时，我宁愿说这是一种民族姿态，而非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有些像人体的皮肤，它或许可以被拉伸——“灵活而有韧性的连续发展”——但是身体却无法摆脱它。而姿态却不同，它的特点是松散性；它就像一件令人喜爱的衣服，人们可以随意穿上或脱掉，也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流行时尚的改变而进行更换。“民族性格”是一个严肃的术语，而“姿态”则包含一丝反讽色彩——正如“盎格鲁—撒克逊姿态”一词，当刘易斯•卡罗尔在1871年的《镜子国中的爱丽丝》中首创该词时，其讽刺意味就非常明显，当安格斯•威尔逊在1956年将它用作其小说的书名时，它的讽刺意味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反讽对于英国人不同凡响的自信而言是一种平衡力量——英国人坚信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并希望全世界都能承认其优越性。德国人谈到“文化”时的洋洋得意之感，也需要同样的反讽力量——如果不是更加强烈的话——进行调整，因为德国人也自负地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而已。

  　　本书考察了德国对待文化的态度，他们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同时对政治嗤之以鼻——这里首先把政治理解为议会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就是思想狭隘的利益集团进行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竞技场。不过这种考察并不是寻找托辞来探讨特殊道路的问题，即坚称对政治的反感和对文化的理想主义态度及浪漫的推崇，成为德国为什么偏离了“正常”的西方发展道路，却驶入纳粹灾难的怪圈的主要原因。我并不把这种态度看做独一无二的德国现象。然而，我却坚持认为，对文化成就的过高评价，以及“对政治表现出的奇怪的冷漠态度”（古奇语），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其表现程度也比其他国家要强得多。文化是政治的替代物，这是贯穿在德国历史中的普遍思想——从18、19世纪魏玛的辉煌岁月，到20世纪末两个德国的统一——尽管现在其普遍程度已经大大减弱。彼得•盖伊、乔治•莫斯、弗里茨•林格、弗里茨•施特恩和彼得•菲尔埃克以及其他学者，都曾探讨过德国人对待文化与政治的特殊态度。我重新梳理了他们的论证，试图就这个久已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在“国内政策”领域，我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论述。文化作为政治的“高贵”替代物的观点是首先在魏玛古典主义的全盛时期提出的。这种以文化的名义远离议会政治的态度，是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其民众对它的广泛接纳与情感支援的根源。如果当时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态度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便不会沦为纳粹的猎物。首先是法西斯主义，继而是国家社会主义，都展现出强烈的美学魅力。我不认为这种美学魅力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邪恶的时期的一种表面现象，而是将其视为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和许多德国作家、艺术家试图阐释纳粹思想意识的魅力根源的重要因素。甚至那些遭遇流放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将文化与政治对立起来。二战后，以文化为阵地对议会政治保持冷漠与距离的姿态显得越来越不明智，既不利于联邦德国，也不利于统一的德国融入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流形态。然而，古老的文化渴盼与崭新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可以首先用来阐释两个德国的发展，之后可以阐释一个不再自鸣得意地将自己称为唯一的文化之邦——这是承受了自我造成的政治灾难的结果——的国家的发展，因为这个国家从政治再统一中受益良多。

  　　在“对外政策”领域，我集中研究两个问题——同时提及中欧的情况，因为发生在20世纪后期的中欧的剧变，被视为文化对于政治的胜利而受到称赞，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我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战争”——据我所知，这个术语在法国首创——它曾经在塑造法德关系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德国文化遗产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关于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的那一章，是德国关系研究的尾声，展示出针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辩论是多么激烈，这种辩论在近年来出现的欧美的摩擦中仍然存在。

  　　我的阐述并不是要与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相抗衡，我也不是要连续讲述德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相得益彰、彼此交融的故事。我非常清楚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正是为了保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俾斯麦在1871年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文化民族转型为文化国家，这自然是个令人欣慰的结局，但却不是俾斯麦战略的初衷。德国诗人兼先知们对议会政治所持的怀疑态度，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走向末路的一个因素，但是，与凡尔赛的幽灵、通货膨胀的冲击、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的复辟相比，这绝对算不上是决定性的因素。与其说纳粹掌握政权是因为其仪式程序的美学魅力，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重拾德意志自豪感的誓言，他们要限制大型公司集团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的承诺，以及他们所撒播开来的反犹太人的情感吸引，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部发展同样以其精英阶层的文化政策为特点，不过这种政策依据的却是苏联持续不断的战略利益——苏联把东德作为其与资本主义西方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缓冲地。政治冷漠与文化激情在战后的西德蔓延开来，至少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观察者眼中的事实。然而以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治领导人，却使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迅速得以复苏，这些领导人知道如何管理工会、组织政党、发放养老金。

  　　简言之，思想的历史只是社会历史与政治历史的附属物，而非替代物。在很大程度上说，思想的历史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历史，即知识分子的历史。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才把知识分子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视为理所当然；而他们的思想如何传播给更多的公众，以及他们最终会对历史施加何种影响等问题，则一直悬而未决。人们也许把思想史或观念史视为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这座壮观建筑上的一件装饰，可以轻易地被清除干净。不过，在清除之后，这座建筑虽然不会坍塌，但却不再是从前那座建筑了。可见，思想史并非华而不实、可有可无，而是政治与社会历史的有益装饰。它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人们的所作所为构成的，还包括人们的所言所说、所思所想。历史关心的不仅是发生了什么，历史还包含着意义与道理。

  　　一种态度就是一个阐释行为：这是对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应该发生什么事情进行的评判。本书描述了贯穿整个德国历史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以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为代价来过度抬高文化的价值。我没有进行宏大的记述，我是想引领读者踏上这样一个旅程：为读者展示一个个历史片断或“星座”，让读者看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这种态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一些在历史的“星座”中反复出现并起到了一定作用的问题与思想、主题与作者，我希望能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中，梳理出一条环环相扣、连贯发展的旅途。在这个旅途的某些地方，我将跟随一位向导的引领，从他的一生中，从他遗留下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对待政治和文化的“德国姿态”，从不同的侧面何角度、以不太适当或自相矛盾的方式，得到了最撼动人心的表达，其诚实程度经常令人痛苦不安，并且总是带着反讽的态度。这个人就是托马斯•曼。

  　　本书展示的是思想的历史。仅仅通过探讨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当然不能了解德国历史，然而，通过考察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德国历史。

• 文化与政治的魔咒

  作者：荼蘼花了我无缘 发布时间：2018-11-26 16:00:04

  作者对德国文化的重要人物关于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清晰的梳理，作者指出德意志精神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暧昧不清的关系。作者至少梳理了三种关于文化与政治的态度。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化超然于政治之上，德意志内省式的、主观的精神王国远远超越于尘世政治的观点，文化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文化超然于政治，德意志帝国的到来对德意志来讲是最大的灾难和浩劫。代表人物歌德、席勒、瓦格纳、尼采还应该算上韦伯。这种观点为内心的流亡者提供了道德理由，他们认为他们与纳粹政权“微妙的沉默”为保存德意志文化做出了贡献。

  第二种认为政治应该服务于文化，政治的统一是保持文化生命力的重要条件。比较强的立场认为文化中内在蕴含着政治原则。捍卫政治上的统一就是在捍卫文化（《致文明世界宣言》，文化战争的观念），相应地，反思政治上的问题也应该同时反思文化上的问题。梅尼克、托马斯·曼以及德国浪漫主义就是这种态度。托马斯曼尽管从原来民族主义者转向了世界主义和民主主义者，但他关于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的转变。反思纳粹和法西斯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对德国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转向世界主义和民主主义也能够在德国文化传统（浪漫主义）中找到原型。他尽管流亡到了美国，但是他仍然保持文化高于政治，政治应该与文化相融合这一观念，他对美国政治的肯定也正是从这一点而作出的，他不愿隔断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关系。比较弱的立场比如梅尼克认为现实政治与文化领域没有任何内在关系，但在政治应该用来服务于文化这一方面他是持肯定态度的，由此他甚至认为纳粹的文化宣传策略也应该拿来为重建德国文化自信服务。

  第三种则认为文化应该服务于政治，纳粹以及貌似作者本人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作者指出纳粹对德国文化的挪用，知识分子在对待纳粹的态度上模糊不清的重要原因就是将纳粹政治审美化，他们支持或赞同纳粹政权并不是出于政治和道德的理由，而更多的是从文化审美的理由。作者指出纳粹对文化的姿态是一种政治上的作秀，将政治审美化戏剧化仪式化是纳粹故意而为，由此来引诱德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这种文化诱惑十分奏效，尤其是将文化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知识分子来讲。无论是将文化看作超然于政治之上，还是认为文化与政治有内在或外在的联系，都无法抵制住德国政治灾难的发生，也同样无助于战后德国政治和文化的重建。这些文化精英在将文化看作是优越于政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种观点使他们出于所谓文化的理由而缺失了道德和政治责任。只要这一观点不得到纠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就是不彻底的。作者认为文化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应当与崇高的道德姿态和民主政治相结合。反思德国历史应该从日常民众灵魂深处出发，培养民主的政治和道德责任意识。柏林设立犹太人纪念碑就不如建立小型的纪念馆，因为前者很容易将政治纪念审美化，将政治灾难的罪责归于少数的统治者，而在日常中的这些小纪念馆则时刻提醒人们道德和政治责任的重要性。

  作者对德国文化优越性的批判以及所强调的要将平庸的恶转变为平庸的善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对德国文化界所使用的深度、灵魂之类的高大上词汇有一种本能的抵制和厌恶，对本民族缺乏政治反思能力和正确的道德责任感忧心忡忡。他对整个德国文化史的回顾表明了他对自己国家政治问题的深恶痛绝，力图通过另一种灵魂革命来重建德国政治和文化。而这一所谓的另一种灵魂深处的革命也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政治罢了。因此作者的态度也没有摆脱文化与政治相互纠缠的魔咒。其实作者根本没有想要摆脱这种魔咒，他企图做的仅仅是让二者不再错误的纠缠，而是让它们正确的交融在一起。而最后期望的结果是民主主义和世界主义在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消亡的废墟上的重建。但如果真的没有了后者，前面的理想就是虚无缥缈没有根基的。建立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之上的政治和道德重建注定是虚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