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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版•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通:经济法(2013)》荟集一线辅导名师，融法理、法条、真题三大司考备战元素于一体的教材新革命，突出重难点及高频考点。减轻复习压力，替代高额培训，提升司考备战新境界。书中删除根本不会考的法条，仅保留常考的、可考性强的法条，还帮你勾出重点，打上星号。同样是复习过一遍法条的，你对法条记忆的准确率一定比别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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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飞跃版•国家司法考试教材一本通:经济法(2013)》荟集一线辅导名师，融法理、法条、真题三大司考备战元素于一体的教材新革命，突出重难点及高频考点。减轻复习压力，替代高额培训，提升司考备战新境界。书中删除根本不会考的法条，仅保留常考的、可考性强的法条，还帮你勾出重点，打上星号。同样是复习过一遍法条的，你对法条记忆的准确率一定比别人高。

• 作者： 叉烧包的好兄弟 发布时间：2024-03-09 16:39:15

  怀山药，三七，人参，鸡内金，地黄

• 作者： Strudel 发布时间：2014-08-12 16:51:14

  最喜欢的词人没有之一

• 作者： chengduzhong 发布时间：2021-09-08 00:33:48

  多是男运动员的

• 作者： 啦啦啦啦啦 发布时间：2019-01-19 20:13:55

  2018版更精彩，值得您学习和背诵～

• 作者： 李尔雅 发布时间：2011-10-13 15:03:15

  重拾教科书，充实知识

• 作者： Dr.Faustus 发布时间：2011-10-08 14:28:44

  国庆期间翻阅的书，有点意思。

• 他山之石，可以攻“砚”：读高彦颐《砚史》

  作者：鵬鵬 James 发布时间：2022-05-07 12:06:29

  这篇文章结合英文原著及中译本，向读者介绍《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以下简称“高氏《砚史》”）的研究主旨与分章内容。[1] 作者高彦颐（Dorothy Ko）教授现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系。若对比其早期著作，会发现本书更像是这一位资深学者的转型之作。她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与《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中，结合社会史和性别史方法，通过细读文本，从女性的主体性出发，修正“五四”妇女史观对旧中国女性受压迫的脸谱化论述。[2]

  近十多年来，作者的研究对象从女性的艺文才情与身体，转向女性匠人及其手艺，并曾在哥大开设“中国视觉和物质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China）研究生课程（p. ix）。她一开始关注文人鉴赏文本，晚明至近代的苏绣、顾绣女红，研究对象与材料各不相同，对书写与性别的学术关怀仍一脉相承。[3] 因此，高氏《砚史》可以视作是其个人研究从文本转移至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阶段性总结。[4]

  诚如“致谢”和“导言”所说，正是本书的主人公，女琢砚家顾二娘独特而非凡的艺业，引发作者的兴趣去研究这门工艺，耗费多年才完成此书

  （p. ix、p. 5）。

  中国文人的书画创作一向是艺术史的关注焦点，但与这类文艺活动息息相关的物质性工具与媒介（笔、墨、纸、砚等），却长期游离在学界视野之外。高氏《砚史》作为首部以文房砚台为研究对象的英文专著，将焦点放在康熙中期至雍正年间（1680年代至1735年），对象单一却主旨宏大。如书中导言所强调，

  砚台除去研墨的基本功能外，兼具多重角色——父子、男性友人赠礼，用于题咏刻铭、家藏之物。通过鉴藏、题咏与书写，砚台被赋予“斯文”之意义，化作古代读书人的男性精英主体的物质象征。

  砚台的使用对象决定了它代表士人精英文化的象征，但其制作者，即工匠（craftsmen）或手工艺者（artisans），总是旁落于文字书写。作者基于《孟子》中的“四民”（士、农、工、商）社会格局，指出儒家传统千百年来贬低工匠的根深蒂固之观念，是工匠长期在文献记载中缺席的主因，很大程度上阻碍后人对该群体开展研究，希望藉此修正儒家传统“重道轻器”的刻板印象（p. 5）。基于上述动机，本书结合传世藏品和文献史料，探索处于不断革新的清初制砚业，并以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作为核心个案，一窥当时的琢砚工艺与鉴藏市场的状况。

  本书除了导言与结语，共分五章。第一章“紫禁城造办处：皇帝、包衣、匠役”（The Palace Workshop: The Emperor and His Servants）运用宫廷造办处活计档案，重构康熙、雍正二朝造办处砚作及其匠人活动。作者特别强调，康熙（1662—1722在位）、雍正（1723—1735在位）皇帝在内务府架构内设立、改造养心殿造办处，开创异于前代的物质文化，宣示满族统治文化。满清“物质帝国”（material empire）具有唯物主义（materialist）的统治风格，为宫廷和地方之间的工艺和物质性互动奠定基础。松花石砚则是反映清初帝王吸收汉人精英文化和话语的一个典型。康熙帝在1681年平定三藩后，治国方略由武力征战转向文治，随后他在祭告祖陵期间在满洲地区“发现”松花石，将其塑造成新式砚材。松花石砚在康熙朝大量用于赏赐内阁翰林官员，在雍、乾二朝持续生产，成为一项具有满清特色的工艺遗产。

  作者使用“技术官僚文化”（Technocratic culture）一词，来形容内务府的包衣群体身上有别于常规行政文官的特质。[5] 管辖造办处的内务府作为皇帝的“私人衙门”，行政和财政分支繁多，而深受满人皇帝信赖的包衣，是该庞大的官僚机器的运作主体。作者指出，这些皇家（上三旗）包衣是皇帝的家仆，享有制度性权势，不同程度地去推动清代内廷的各项技术研发和工艺造作。本章引举了活跃于康熙朝的汉军旗人刘源，以他设计图样的龙德墨、龙光砚为范例，强调民间的艺匠对宫廷工艺的积极影响。清初，顺治帝废除匠户制度，从民间召募匠役在雍正朝成为惯例，为皇帝组织多种材质构建“内廷恭造之式”奠定基础。砚作方面，雍正帝承接康熙传统，重视松花石砚；雍正朝一大特点，就是皇帝更重视包装，经常将匣盒与砚作统一设计。

  唐代，广东肇庆的端石作为一种理想砚材已闻名全国。明代以降，肇庆城外的黄岗村民便以端石开采、加工为生计支柱。在第二章“肇庆黄岗村：砚工”（Yellow Hill Villages: The Stonecutters），作者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解读，分别讨论开采端石的端州（今属肇庆）砚工和两类士人掌握的端石知识和主体塑造。作者归纳两类士人的不同写作动机和方式，解读颇为新颖。第一，以北宋苏易简（958—996）的《文房四谱》、米芾的（1051—1107）《砚史》为例子，介绍宋代赏砚文本的鼻祖，以及外省或中州士大夫的视角。《文房四谱》的体例从属笔记传统，作者苏易简未曾亲自前往端州实地考察，故收录的内容杂陈，缺乏系统性。作者认为米芾采取有别于前人的书写策略，强调“眼见为实”，如他自称“余所品谓目击自收经用者，闻虽多，不录以传疑”（p. 64）。[6] 第二，则是肇庆本土专家的书写，以何传瑶（活跃于1820—1830）的《宝砚堂砚辨》为中心。该书用图文并茂的形式，为端州砚坑制定新的品第和分类体系。

  第二章试图论证，砚工经亲身实践而积累的地方性知识，是通过师徒之间世代相传，虽然与两类士人诉诸文字的知识表达方式差异很大，但同等重要。作者指出米芾和何传瑶这两类品鉴端坑、端砚的权威专家，各自掌握着书写的话语权；相较之下，那些冒着巨大风险而下坑采石的砚工虽掌握最核心的地方性知识，并为士人提供一手资料，因自身无书写能力而被历史遗忘。

  第三章“苏州：女工匠”（Suzhou: The Craft (wo) man），旨在重建顾二娘生平及其顾客群体。根据时人记载，顾家铺位于苏州阊门附近的专诸巷，主要由三代人经营：父亲顾德麟，儿子顾启明；这二位男性离世之后，遂由启明的妻子二娘（原姓邹）掌舵，并过继侄子顾公望，授以家传。作者搜集、重构顾二娘的生平耗费许多功夫，但成效有限。因此，福州士人的砚铭集《砚史》及私人文集，成为重组顾氏治砚及其消费网络的核心资料。砚铭是砚主用于题咏砚台的一类诗文体裁，用刀镌刻于砚台的背面、侧壁。铭文（包括实物、文集、拓片形式）常反映该砚的形制、纹饰题材、制作递藏等信息，功能犹如书画作品的题跋。

  其他文献则鲜有顾氏的生平记载。敕制《古今图书集成》和官修《江南通志》描述顾家治砚时，偏重顾家父子一脉，身为女性的顾二娘的地位难以彰显。作者指出，不同于苏州时人黄中坚（1648—1717后）和朱象贤，福州士人大多是顾二娘的忠实主顾，不仅与二娘有私交关系，并且看重其过人技艺，对她的记载也更详实可信。作者将林家《砚史》收录的明确出自顾二娘之手的砚，与传世实物比对，发现两个样本群之间难以匹配，表明带顾氏制作名款的传世品暂时很难客观地定真赝。

  第四章“从苏州至全国：顾二娘的超品牌”（Beyond Suzhou: Gu Erniang the Super-Brand）承接前章，结合传世实物和图像，分析传顾二娘制的砚样及其工艺特征。作者受到语义学的“超符号”（super-sign）概念的启发，发明出“超品牌”（super-brand）一词，来形容顾二娘在18世纪的名牌效应。[7] 作者解释说，超品牌不仅是指一种超级名牌，更是“异质文化间产生的意义链”（hetero-cultural signifying chain），横跨两个或更多媒材和地域的语义场（p. 123）。换句话说，顾二娘在清代市场上产生名牌效应，随后出现了多种跨地域、跨媒介的风格变体。她的作品经后人不断仿制，“原样”已经难以还原。作者在本章明确地指出，与其徒劳地寻找顾氏砚的“真迹”，倒不如转换角度，回答由此产生的新问题：这些砚若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如何解释它们在样式与品质上的巨大差异呢？

  由此出发，第四章重点分析传顾二娘创造的几种砚样：杏花春燕图、凤砚、竹节砚。清人仿制是通过砚样、款识、铭文三种形式，将产品归入顾氏名下，以此提高身价。一些仿作除了加“顾二娘制”款，更会镌刻福州士人收藏的顾氏砚的砚铭。在仿制者未见过顾氏真迹的前提下，样式和铭款就会以讹传讹，不断衍变出新版本。

  另外，本章通过将顾氏砚与男制砚家谢汝奇的云月砚、王岫君的山水砚作比较，大致归纳苏州、福州、广东制砚的地域风格和工艺手法。作者认为苏州砚流行用减地压印技法制造出如画效果，可能受苏绣、顾绣的针法表现影响；福州砚常见的镂空、高浮雕手法，则深受当地雕寿山石印的传统影响；广东砚工则融会贯通，发展出兼具宫廷与江南特色的制砚风格。 文人话语对文房用具的研究影响甚深，而作者从实物出发的跨媒材比较，有助规避文字偏见。

  第五章“福州：藏砚家”（Fuzhou: The Collectors）承接第三章，以林家《砚史》为核心资料，详细分析顾氏福州主顾的收藏活动和社交圈。作者将《砚史》的贡献者分为三个梯次，核心成员包括林佶（1660—约1725）、余甸（1655—1733）、黄任（1683—1768）等，次级成员由前者的亲属、友人组成，而边缘成员是曾为《砚史》撰写题跋的各式人等。《砚史》是收录诸家私藏的砚铭集，呈现他们的砚藏规模和“石交”情谊。作者认为米芾、何薳（1077—1145）在内的宋人，虽已形成零散的私人砚藏，但彼时市场未成体系，砚台尚未转化成一种商品。直到清初，当代砚才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收藏门类，这不仅需要孕育成熟的消费市场去配合，更与制砚的工艺革新相互呼应。

  作者在结语中

  提炼全书主旨，指出清初工匠和士人的身份认同已模糊并产生交叠

  。其中，福州藏砚家代表了清初“工匠型学者”（scholar-artisan）新士人团体：他们关注工艺知识，对匠人持有敬意，除工于书法，亦会亲自动手勒石、篆刻，收藏金石碑拓等古物。作者认为，“工匠型学者”与画家金农（1687—1763）、高凤翰（1683—1749）代表的“学者型艺匠”（artisan-scholar）之间，两者差异在于福州士人并未放弃科举仕途与儒学，而金、高二人不仅无科举履历，更缺乏经营士人身份所需的社会身段、姿态（social posturing）与经济条件（pp. 199-200）。最后，作者以“文匠”（craft of wen）精神来形容福州士人身上展现的新学之风，更大胆猜想他们可能代表了乾嘉时期考据学思潮的一股先声潜流，或者对后者有一定推动作用。

  高氏《砚史》的方法具有跨领域、多学科的特点，结合器物的制作技法与视觉分析，以及田野调查访谈和文献解读。作者多次前往北京、台北、天津、广东等地的公私收藏机构，亲自目验或上手逾百方砚台，对作品的真伪鉴定，及其形制、纹理的翔实描述，基本令人信服。

  其次，本书亦不难见作者从工匠的主体出发，兼顾多方视角的用意。根据作者亲述，她曾在广东肇庆、福州、北京等地展开田野调查，更与当代制砚手工艺者、收藏家进行深入访谈。据实地调查发现，迟至晚明，肇庆黄岗的许多家庭将雕琢、打磨石砚的精细活交给妻女，而开采和切割原石、制盒、销售或批发业务则留给男性，形成独特的垂直整合家庭式产业（p. 49）。但是，全书着重于描述男性石工的开采、前期加工环节，及其锻造工具、探矿、采石与维料制璞的知识，[8] 鲜有提及女砚工（详见第二章）。

  我们或不禁会问，肇庆女砚工的产品在清代制砚市场处于什么地位？她们的技艺与经营手法与苏州顾二娘是否有可比性，又可否与后者互补呢？

  这些问题都有待作者或其他学者在未来作出回应。

  文献史料方面，全书运用的材料分三类：第一，《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清档》，采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本、朱家溍选辑本相互对照。[9] 第二，福州藏砚家核心成员的《砚史》，藉此重构顾二娘作品与闽中士人圈的交际网。[10] 第三，两宋和清代的鉴赏品砚文本，例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米芾的《砚史》、何传瑶的《宝砚堂砚辨》。作者不轻信文献的谨慎态度，连同版本整理和细读文本的扎实功底，在此有着充分体现。作者针对稀见的林家《砚史》，在附录中整理出版本关系，在引注明示多种钞本在引言、后跋、诗文的增删和异同之处，根据多人题跋建构出整个闽中士人圈与全国各式人等的交际网（见附录3、4），便于读者理解和进一步利用，用力颇深。

  值得一提的是，高氏《砚史》英文版遗留的一些文字讹误，在中译本已得到校正。

  但毋庸讳言，作者为古人旧物著书立言，得失均在所难免。作者在实物和文献两方面，均面对资料不足的挑战，其中缺乏顾氏砚真迹去重组其风格，最为遗憾。书中一些观点，包括顾氏父子和顾二娘的生平、作坊运作等细节，由于史料零散阙如，也难做进一步补充验证。然而，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研究困境，不恰好印证了工匠在古代中国地位普遍偏低，长期缺乏社会关注和文字书写的现象吗！在此主题下，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针对秦汉中国工匠的专书算是一个特例，后来更凭其别开生面而获得汉学界“列文森奖”。[11] 多数学者将焦点放在资料更丰富的明清宫廷与地方的男性名工。[12] 本书讨论一位女性（顾二娘）如何从男性同行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追捧的名工，作者显然希望藉由女性制作与男性消费的独特互动，能够提供一种新角度。

  本书的学术价值，应透过物质文化研究作进一步观察。过去三十年，物质文化研究作为交叉学科（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等）衍生的分支领域，注重“透物见人”。作者借用Igor Kopytoff（1930—2013）物的商品化理论框架，去重组砚台历经制作、消费、收藏、修复再至佚失的一系列生命历程，展现它由单一功能（文房用具）转变为多重意涵（士人象征）的过程。[13] 学界对晚明和盛清的艺术史、文化史研究已汗牛充栋，清前期因明清鼎革，相对乏善可陈，本书也有助于填补该缺环。[14]

  全书呈现不同地区的多组个案，看似零散，实则由宏观至局部，结合层层递进之叙事，勾勒出一小片与众不同的社会网络。透过作者抽丝剥茧式的叙述，石砚的物质生命与各式小人物产生纠葛，折射出他们的一段生命史。

  书中就不乏这类“物”与“人”相交织的故事，如福州藏砚家们从童年就培养出深厚的“总角石交”情谊，以及黄任通过题咏亡妻旧藏的“生春红”砚来回顾夫妻间的点滴往事（详见第五章）。另一方面，作者也不忘提醒我们，顾二娘品牌神话在后世的形成，包括由袁枚（1716—1797）讹传出“顾氏小脚”能试砚石之优劣的荒诞轶闻（pp. 144-147），包裹着清人对女性的身体想象和形象塑造。这种刻板印象除了发生在顾二娘身上之外，也是当今后工业化社会的消费文化的共通现象。因此，本书所展示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去管窥物质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古今之变。

  作者引用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的明清时期“理学向朴学”转型的思想史背景，将18世纪考据学思潮视为米芾《砚史》的“实事求是”客观性的一种延伸。[15] 在这一点上，米芾《砚史》这部小书在北宋时期的代表性与影响力恐怕被夸大了，而作者也未将米芾《砚史》与同期涌现的其他金石谱录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著录藏品的态度、方法的异同。无论是在北宋还是清代，关注古器物学、金石学的两次思潮背后，一定程度上都掺杂政治因素。宋徽宗（1100—1126在位）与在朝士大夫，以及乾嘉时期的阮元（1764—1849）、翁方纲（1733—1818）都利用政治资本扮演过重要推手。[16] 单凭一项个案研究，显然不足以回应如此宏大的思想史命题。不过，有别于学界对乾嘉时期的金石学运动，偏重社会上层精英为主体的“由上至下”的角度，作者藉由物质文化研究，尝试提供另一种“由下至上”的观察角度。这是否能够为重探乾嘉学术思潮的庞杂源流提供新的启示？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1] 主体内容曾发表在《新史学》（台北），29卷3期（2018年9月），页249—260。在旧文基础上作增刪修订。中译本简称“高氏《砚史》”，以便读者与米芾《砚史》、林家《砚史》相互区别。

  [2]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中译本参见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新北：左岸文化，2007）。

  [3] Dorothy Ko, “Between the Boudoir and the Global Market: Shen Shou, Embroidery and Modern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Jennifer Purtle and Hans Bjarne Thomsen eds.,

  Looking Modern: East Asian Visual Culture from Treaty Ports to World War II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s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09), pp. 38-61; “Epilogue: Textiles, Technology, and Gender in China,”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6 (2012), pp. 167-176; “R. H. Van Gulik, Mi Fu, and Connoisseurship of Chinese Art,”，《汉学研究》，30卷2期（2012），页265—296。

  [4] 详见高彦颐，《走出文本，转向品物：谈一个妇女性别史研究的新方向》，《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28期（2016年12月），“专号导论”。

  [5] 作者使用该词，受陈恺俊研究包衣唐英的博士论文启发。参见Kaijun Chen, “The Rise of Technocratic Culture in High-Qi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Bondservant (Booi) Tang Ying (1682-1756)”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4).

  [6] 米芾，《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7。

  [7] 高氏引用前人研究，解释“超符号”是指甲方语言经翻译成为乙方语言的表述方式。它不是指个别词语，而是翻译在异质文化所引发的意义链。参见Lydia H. Liu,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13.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13. David Turnbull, “Travelling Knowledge: Narratives, Assemblage, and Encounters,” in Marie-Noëlle Bourguet, Christian Licoppe, and H. Otto Sibum eds.,

  Instruments, Travel and Science: Itineraries of Precision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275.

  [8] 采石工从端坑矿洞中采凿出的原石，称之为“石料”，需要经过维料师傅的加工，结合熟练经验，透过观察石料表面的纹理走向，确定其质量及石品花纹，再用锤和凿子将可利用的“璞”从不可利用的废石中剖离出来。剩下的璞料才是用于琢砚的原料。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1辑·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10] 福州藏砚家圈子核心成员的砚铭集《砚史》，由林涪云为首的林氏族人编辑，传世有多种稿本，至民国才刊刻出版。作者全书主要引用两种：首都图书馆藏清钞本（本书引作“首图本”）年代最早，上海图书馆藏乾隆钞本（本书引作“长林山庄本”）次之。该文本组织和版本分析，详见本书的附录4。

  [11] Anthony Barbieri-Low,

  Artisans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12] 例见嵇若昕，《清初嘉定竹人吴之璠及其作品研究》，《故宫学术季刊》，8卷3期（1991），页59—104；《从嘉定朱氏论明末清初工匠地位之提升》，《故宫学术季刊》，9卷3期（1992），页19—44；《十八世纪宫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故宫学术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页467—530；《从〈活计档〉看雍乾两朝的内廷器物艺术顾问》，《东吴历史学报》，第16期（2006年12月），页53—105；《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南匠薪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载陈捷先、成崇德、李纪祥编，《清史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页519—575。

  [13]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4-91.

  [14] 晚明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例见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icture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ondon: Reaktion, 1997);

  Empire of Great Brightness: 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of Ming China

  , 1368-1644 (London: Reaktion, 2007). 乾隆朝为代表的盛清研究趋势及其转变，参见Evelyn S. Rawski, “Re-imaging the Ch’ien-lung Emperor: A Survey of Recent Scholarship,”《故宫学术季刊》，21卷1期（2003年秋），页1—30。

  [15]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16] 学者指出讨论宋古器物学的兴起及宋仿古铜器，是士大夫与朝廷相互激荡下，为“再现三代”（夏、商、周）所作的复古运动的物质表现及学术成果。参见陈芳妹，《追三代于鼎彝之间——从“考古”到“玩古”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23卷1期（2005年秋），页267—332；《青铜器与宋代文化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Peter N. Miller and Francois Louis, eds.,

  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 1500-180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Art Media Resources, 2010).

• 《与爱重逢》：穿越亲密关系的迷雾，学会和自己、爱人与孩子和解

  作者：姜言蹊评书说影 发布时间：2020-07-01 16:59:32

  “我们这一生为了寻求爱，也一直都在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从出生那一刻起的哇哇啼哭，我们就在渴求着父母的关注和宠爱；长大以后，我们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一样是希望得肯定和关爱；成年之后，我们追逐恋人的左右，在爱情里沉沦，用和父母相处的模式，从心爱之人那里博得这“唯一”的称号；直到我们也结婚生子，又在孩子的身上投射爱的召唤。

  我们渴求爱，但总是容易用错误的方式去“追爱”。周卫慧老师的这本《与爱重逢之穿越亲密关系的迷雾》，基于系统排列的三大法则，即秩序、归属、平衡，讨论了关于伴侣关系、亲子关系和创伤三个议题。

  

  我最喜欢周卫慧老师的地方还有她能将西方心理的科学道理和中国文化的心性修养相结合，这也是我一直在找寻的平衡，是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相遇极致的美。

  今天我这篇书评，我会依照书中的三个议题，展开讨论伴侣关系、亲子关系和创伤，同时提供方法论：究竟要怎样做才能穿越亲密关系的迷雾，拨开笼罩在每个人身上的那一层痛苦和幻想，学会和自己、爱人与孩子和解。

  01伴侣关系：阴阳之道谓之平衡

  在这本书里，第一章讲的是伴侣关系，主要观点我非常认同：两性关系就是“施”与“受”的平衡。

  如果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并不能被所有人看到，那么明星们的感情世界是被放大以后放在大众面前的，更能验证这个道理。

  6月30日的早上，48岁的黎姿微博发文为爸妈庆祝结婚50周年纪念，合照里都是一家人的开心与幸福。多少年过去，女神容颜不改，可叹一句“岁月从不败美人”。照片里女神的老公，64岁的马廷强，已经一头白发。自2013年黎姿与马廷强结婚以来，两人生了三个可爱的女儿，感情生活和婚姻一直幸福美满。

  当初黎姿宣布和“身患残疾”的马廷强结婚，外界都不看好，都觉得这又是貌美女明星和有钱人的结合。当年黎姿的弟弟出了车祸差点成为植物人，和弟弟感情很好的黎姿一度崩溃，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一直守护在她身边帮助她的就是马廷强。于是第二年，黎姿便宣布嫁给了马廷强，很多人评论说这只是黎姿的“报恩”。

  

  可是“真正的健康关系里，一方真心的付出，势必能引起对方的回应。”付出和回报本就是爱情里最好的证明。这就是所谓亲密关系之爱情里的平衡。

  如果不能达到这种平衡，就会像明星离婚出轨的闹剧那般：如果没有感情基础，只因为金钱和物质利益，那么只能导向最后互相“疯狂指责和伤害”，然后分开；就算有感情基础，如果只是一方一味的付出，另一方没有“感恩之心”，那么这段婚姻的结果也通常不会太好。

  木心曾经说过一句话：在百转柔肠间，一天天地冷酷起来。黄磊老师在《向往的生活》里曾经解释过这句话：这种“冷酷”指的是珍惜珍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却从不奢求或者从来不要求对方忠诚于这一段。

  没错，无条件的爱，不讲回报的爱，的确是尊重对方本来的样子，不去强求结果和回应，但是凡人如我们，谁又能真的无欲无求呢？我们总希望在自己付出之后能得到对方的回应，这就是两性关系的平衡。不论是伴侣关系中出现了危机，还是正在经营一段伴侣关系，或者是去挽回一段出现裂痕的伴侣关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施与受的平衡”。

  02亲子关系：生儿养女可谓放手

  “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来看，孩子身处系统的最末梢，也就是说，在序位上他是最弱的。”

  我最近总喜欢坐在星巴克，观察每一对来到这里的父母和孩子，通常都是一对母子或者一对父女。我总能看得见，对于父母来说，孩子就像一个“物品”，按照父母自己的意愿，随意打造，不管再怎么声称自己开明的爸妈，都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想要让孩子按照自己期望的样子去活。

  很多父母不知道的是，对孩子的爱与关怀，或者说是一种担心，来自于代代相传的家族的集体信念。这是父母甚至是更上一辈的家族亲人，在用这种能量场的联结，或多或少地控制着孩子。

  不得不说，孩子们真的是父母的天使。他（她）来到这人世间，用比大人更透彻的眼睛，更容易满足的心态，更炽热的情感，成为了父母的“小工具”，承担着父母一切不好或者好的情绪。

  我很赞同黄磊老师对女儿黄多多的育儿观，在网友一致批判多多烫发、打耳洞，甚至说这个小姑娘有心机的时候，黄磊老师却说：我从未把她当作一个孩子，她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她有她的秘密，她的想法，她的人生。我只能告诉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但如果有些事情她要去做，或者不要去做，那么她必得承担这样的后果。

  

  父母永远都会留在孩子的生命和身体里，甚至当每一个孩子成年之后，他们又会用和父母相处的模式去对待自己的伴侣或者孩子。父母能给孩子最大的慈悲，便是与孩子渐行渐远的目送。

  海灵格先生曾经说过：所有的孩子都是好的，所有的父母也都是好的。人类生命的延续本来就是美好的，只要父母给予了孩子生命，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美好至极。

  可是父母却一定要知道：“孩子属于你们，却也不属于你们，父母只能做孩子幼年的引领者，童年的发现者，青年的理解者，还有成年的看到者。”

  03创伤：遗传角度这叫命中（注定）

  “人生就是一个不停受伤、受挫，同时又在不停疗愈和重生的过程。”

  如果你的生活中，总是重复出现一些负面事件，它们其实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让我们去关注这背后我们的需求和感受。而这种需求和感受，或者说是对伤害和恐惧的执迷，来源于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的祖父母，这些情绪留在家庭系统里，然后代代相传。

  六月中，我的生命也正在经历觉醒时期，我能感受到生命力在身体里的流动，也能重新感知我和父母曾经中断过的联结。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原理，直到我读到了这本书中讲述创伤的这一部分。

  “日常生活中，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里都会透露出一些信号，这是潜意识在通过这些信号发声，希望我们能看见。”

  想要弄清楚每一个个体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自己，必得拨开这层家族迷雾。

  在英剧《杀死伊芙》的第三季里，编剧安排了女主之一的“小变态”重回故里，就是为了让她找回童年的经历，和母亲相遇，探寻自己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国剧经典《神雕侠侣》中，杨过也是寻到了父亲杨康的坟墓，了解了父亲的过往，才放下了自己心中的偏执；而最新的韩剧《是精神病也没关系啊》，女主高文英之所以能被男主唤醒，也是因为她“被迫”重回原生家庭，一次一次与父母亲重逢。

  

  就是这样的“受害者情绪”，在基因里穿越千年而来，撞击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无助、害怕，我们也倔强、勇敢。

  只要生命在流动，我们便会一直都会受伤，因为生命的最大魅力就是变化，如果能认知到这一点，那么无论未来如何变化，我们都能安然处之。

  希腊哲学家赫拉特丽特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和人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一代代人之上，如果每一代人都留一个最好的基因在下一代身上”，那么我们每个人曾经在爱里受过的伤害，也终究会在有一天反转，变成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04拨开迷雾，和自己、伴侣与孩子和解：

  “欲改之，先纳之，先要看到承认自我的不完美和伤痛，然后很多包裹着的防御和舒服模式就会逐步松动，继而瓦解。”

  一、我们每个人都遍体鳞伤，也都迷茫彷徨：

  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感受我们曾经从原生家庭而来，受到过的所有爱和伤害。本书中每一小节都会在主要内容后加上一页“静与善的休养”，是为静定和休善。

  能在当今嘈杂的车水马龙中，静静坐下来冥想倾听自己并非易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次又一次保持觉知的练习，或者闭眼静坐，或者感受当下，去听，去感，去观。

  诸葛亮的《诫子书》里有一句名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感知内心的声音，先看见自己的喜怒哀乐。

  二、从心里接受不完美、却也完美的伴侣关系：

  诚如书中所言，一个单身的人进入伴侣关系的三个条件：一是放弃单身的自由与傲慢，多看伴侣关系带来的好处；二是修炼出成熟的人格，尤其要检查与原生家庭系统的纠葛；三要提升自己的生命力。如果能做到这其中任何一条，那么就能在恋爱关系里做到更好。

  试回想一下，我们曾经渴望的每一段爱情，在最初的时候，是不是都曾经是完美的模样？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存在，正好合适了你的另一半；你觉得他怎么会给你这么多的爱，满满的都是甜蜜和感动的瞬间。

  可是为什么走着走着，眼前人就变了？心里不由得生出“以前觉得你挺好，后来却发现......”之感。其实这不过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的幻想滤镜，我们要穿越表层，去看爱情真相背后的真相。亲爱的男孩女孩，我们一定得知道：

  首先，就算没有爱情，你也得先让自己保持生命的热情，开出自己的花朵，这样的你，不管单身不单身，不吸引死个人才怪呢？

  其次，就放下你对完美伴侣的需求，从偶像剧的泡沫里走出来吧。他（她）是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思想和需求，也来自原生家庭，有优秀迷人的一面，也有不成熟幼稚脆弱的一面，别给自己加戏了，看见你伴侣真实的样子吧。

  最后，你一定得知道，在一段爱情里，如果他（她）爱你，那么也必然会伤害你，只有敢于打开接受伤害的情绪开关，才能真正感受到被爱和爱人的情绪。

  三、每个孩子都是亲子关系中的受害者和受益者：

  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说孩子的话语：在情感上，孩子要比大人更有力量。一是因为孩子的灵性，或者说传统文化里讲的阳气还很充足，元气满满。他们的情感非常打动人，那个情感的深度，甚至是超过大人的。二是从心理结构和内容上讲，孩子更简单，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容易受伤，就像老话说的，小孩哭一会儿就雨过天晴，没有阴影。而家长，各有各的伤痕和背负，反而被生活挫的没有什么力量了。无论在体力上还是精力上，家长其实都比不过孩子。不信你试试和孩子玩一天，最后是你先瘫坐下来要休息，还是孩子呢？

  这一段话我读完，真是要拍手叫好、拍案称绝。

  孩子们就是降落凡间，来拯救每一对父母的。他们从小就小心翼翼地活在爸妈的权威之下，模仿着大人们的话语和动作，在暗中偷偷观察，做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在讨着父母的欢心，哪怕是让爸妈生气或者暴怒的行为，也不过是博得一场关注罢了。

  我们得学会尊重孩子的天性选择，哪怕是再不愿意，也得学会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强加在一个孩子的身上。书中提及到了这样几个方法，我认为十分值得借鉴：

  破解无效亲子关系之设置界限：

  中国文化总是讲究其乐融融，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没有界限感而引起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难解的婆媳关系？还不是婆婆一味入侵儿子和媳妇的生活导致的？爱应该是横向的，不该是向下的。父母的那一方要把关注点多放在伴侣的身上，而不是紧紧抓住一个孩子不放。你学会放手，相信你的孩子“会在自己灵魂里长大”，不要总是“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有一种不安全是爸爸觉得你不安全。

  破解无效亲子关系之找回自己的力量：

  回归到我的标题顺序：和自己、爱人与孩子和解。每一个人首先是人，是个体，然后才是子女、是伴侣、是父母。如果你能在伴侣关系和亲子关系里，看到自己，找回自己，那么你才能更有力地经营好一段健康的伴侣关系和亲子关系。

  破解无效亲子关系之拥抱与游戏：

  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让孩子感受到两种情绪：一是发泄与释放，二是反控家长的快乐。当我们能平等地和孩子一起做做游戏，享受多一些亲子时光，让男孩多去和父亲接触，去感受力量，让女孩多走向母亲，去感受流动的爱。这样成长的孩子，才能真的成为一个人，男孩成长为男人，女孩成长为女人。

  05结语：

  “所谓伴侣关系、亲子关系，终极意义上都是你和自己的关系。”

  这世上本就众生皆苦，你我都在各自的人生里宦海沉浮。一颗颗滚烫的真心千里万里、不知疲倦去追寻的都是一份真心、一点真爱，不论是在亲情、爱情里，还是这本书里尚未提及到的友情。

  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每一份懂得的背后，必得是先懂得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背后的原因，然后才能真的慈悲，看见别人。

  打开你的心，去看一看这鲜活滚烫的人生，爱从未走远，它就在那里，真实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