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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营销学（第3版）以文化企业为中心，以满足文化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以文化产品的营销规划、价格制定、渠道扩散、销售促进为主要内容，研究文化企业如何把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有效送达给文化消费者的全部过程，初步建构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营销学内容体系，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文化市场营销学（第3版）共分三篇十五章，其中至五章为上篇，介绍了文化市场营销学的基础理论，第六至十一章为中篇，介绍了文化市场的各种营销策略，第十二至十五章为下篇，介绍了不同文化行业的营销状况。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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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文化市场营销学（第3版）以文化企业为中心，以满足文化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以文化产品的营销规划、价格制定、渠道扩散、销售促进为主要内容，研究文化企业如何把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有效送达给文化消费者的全部过程，初步建构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营销学内容体系，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文化市场营销学（第3版）共分三篇十五章，其中至五章为上篇，介绍了文化市场营销学的基础理论，第六至十一章为中篇，介绍了文化市场的各种营销策略，第十二至十五章为下篇，介绍了不同文化行业的营销状况。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用书。

• 作者： 清风过岚 发布时间：2023-12-10 23:15:42

  最大的收获居然是了解了人口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对象。

  还算是突破现有认知的有三点∶

  第一，寿险精算的核心工具"生命表"，原来是人口学的研究工具，寿险行业只是重度使用而已。

  第二，人口统计数据里面，原来五大登记记录也是核心数据，出生证，死亡证明，结婚证，离婚证，户口迁移。

  第三，人口学研究居然是统计学发展的核心推手。

• 作者： zjjhday 发布时间：2016-04-26 21:47:03

  不少照片第一次看到

• 作者： 無恙 发布时间：2019-01-17 17:21:08

  书的内容详实，图片很多，从汉服的穿着方式、礼仪等都讲到了，非常适合汉服入门，有利于汉服及汉文化的普及，支持！

• 作者： 夭桃秾李 发布时间：2024-03-20 14:34:27

  还蛮有意思的，适合低幼

• 作者： 阿肥肥 发布时间：2019-04-25 09:08:49

  开头还不错，引用很多典故和小故事，后面就说的有些神乎其神了

• 作者： 青涩苹果革命 发布时间：2018-03-24 00:51:40

  从这本开始慢慢不怎么看了（

• 一曲迟来了四十年的青春挽歌

  作者：李后笑 发布时间：2007-06-12 06:39:38

  中国人素来喜欢听书看热闹：破落子弟无事生非，挤在茶楼酒肆，听男女先生弹唱前朝往事，乱臣贼子，就有了三国水浒；丫鬟小姐梳洗打扮，站立亭台楼阁，俯视众生百态，品头论足，就有了红楼西游。这个乱哄哄的局面，给中国小说奠定了一个很不好的基础——群像与白描。什么也讲不清，什么也说不透，一直到《金瓶梅》、《红楼梦》还是这样，就是摆脱不掉章回小说的框子。偏偏白话文主将胡适和普通话领袖毛泽东一先一后，把《红楼梦》抬得无比之高。中国新文学也就难免先天不足，后天多难，百年坎坷，七绕八绕，而今终于再次沉沦于深宅大院，贵族子弟的旧梦里，不打算出来了。

        今年，北京、上海，中国最发达的两个城市，两位最受瞩目的作家——王朔和王安忆，不约而同推出新书。中国文坛正值内忧外患，内有众多网络草根造反，外有顾彬等洋人登堂入室，指鼻子骂。因此这两位的新书，不可谓不受人瞩目。

        如今，这两部作品都摆在我们面前了。两厢比较，王朔出书前后的表现更像一位行为艺术家，意在言外，言在书外；而王安忆更像是一位纯粹的作家，写得多，说得少。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之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共通点，那就是中国新文学无法解脱的一个情结——《红楼梦》。

        我们当然不能把长达百万字，写于十八世纪的《红楼梦》简化为一曲青春年少贵族子弟的挽歌。但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两位中国一流作家不约而同，不知不觉地要向《红楼梦》看齐。

        王朔久居天子脚下老北京，好多年前就号称要写贵族挽歌，大院《红楼梦》，自然是吃不了曹雪芹的苦没写完。一部描写幼儿园时代的《看上去很美》还等着续书，这就已经《我的千岁寒》了，还好他的朋友已将他早年的作品巧手连缀起来，拍了一个类似于章回小说的电视剧，并模仿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起名《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算是东拼西凑圆了一次梦；

        王安忆在上海深居简出，早已为文坛交出了一份各门全优成绩单。但不要忘记，王安忆有着和王朔类似的家庭出身，前者是文艺干部，后者是知识分子，前者出自南京军区，后者出于北京大院。

        归根结底，多年来安安静静沉浸在回忆中的王安忆是无法忘记自己的出处的，她到底没有置身事外，此次潜心三年，拿出来的新长篇《启蒙时代》，已不再有所避讳，反而大书特书干部子弟的前尘往事。二十万字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读起来恰似一部现代红楼，一本中式贵族文学手册，一曲迟来的青春之歌。

       这部书讲得是文革早期，红卫兵运动刚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还没开始，一年当中的时间里，上海一些干部子弟之间的思想和感情经历。

       干部分为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革干指为革命工作的文化人，军干指为革命卖命的军人。革干与军干，一文一武，是新中国涌现的新贵，与工农兵、小市民虽不能说泾渭分明，却也不是一个阶层。文革初期曾爆发过一次论战：一个宣扬血统论，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一个写出《出身论》（遇罗克）反唇相讥，强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干部与群众之别，一度不亚于同古代的贵族与平民之分。

       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是一群北京四中的高干子弟，这场运动如一场青春期恋爱，来得快，去得也快。上海红卫兵起步晚，自然没赶上潮流，反而是工人阶级发动“一月风暴”，保住了上海作为文革重镇的地位。红卫兵们迅速得宠，又迅速失势，成为老红卫兵，中国式的十二月党人。一年后，毛泽东宣布，无论是哪一级的干部子弟，一律上山下乡，发配流放。从此，干部子弟们颠沛流离，成了比农民还苦的人。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干部子弟在商业大潮中虽也勉强挽回了一些面子，但大势已去，革命新贵被商业新贵夺去了风头，昔日容光焕发的干部子弟，或出国继续流亡，或渐渐淹没于十三亿众生。

       在文艺界，不甘没落的干部子弟们痛定思痛，演唱了一曲又一曲挽歌。八十年代初有北京干部子弟所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公开的情书》发表，九十年代有王朔的大院小说流行，二十一世纪，则有这部长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出笼。

       全书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南昌和他的父亲决裂了。他的朋友陈卓然帮助他做了这个决定。陈卓然比南昌年长四岁，喻示了南昌思想上的早熟。和南昌不同，陈父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牺牲了，陈与继父的关系不冷不淡。陈卓然便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少年革命理论家的身份出现了。陈提出面见南昌的父亲，并随后给出了自己的判决：你父亲是叛徒！

       南昌对这位朋友可谓是言听计从。在一次关键时刻，他无言地做出了决定，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家庭划清界限。他独立了！

       早年被政治斗争排斥到边缘，心情消沉的父亲从此一病不起。一直支撑着整个家庭的母亲无法承受打击，自杀了。南昌的大姐取而代之，担当起母亲的职责。这个家庭虽然摇摇欲坠，但也还勉强在运转。

  陈卓然进入了南昌的家庭，并与南昌的两个姐姐产生了微妙的情感。也许是姐妹之间的嫉妒，排斥了恋情的发展，也许是陈卓然根本无意于此，这段可能的情感线索中断。他们“走向户外”。

       第二部分。南昌开始独自活动。他先是在一个叫做小老大的人的家做客。小老大是一个没有年龄与性别概念的存在。他自幼感染肺炎，永远也长大，而且注定要夭亡。他的感官因此格外发达。小老大如贾母一样慈祥，他的客厅，如《纯真年代》里的祖母一样总是聚满了年轻人。

       小兔子、七月出现了。女孩子们也出现了。

       她们的领军人物是舒娅和舒拉姐妹。她们又带出了珠珠、嘉宝、丁宜男、敏敏等各色少女。《启蒙时代》的女孩子以及女人，集中了王安忆以往所有小说的女性人物原型。她们是早熟的少女，奔赴革命前线的文艺爱好者，小市民和贤妻良母的混合体。但由于有了一个少年干部子弟的视角，这些人物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四五万字之后，男男女女终于互相认识。爱恋，早孕，流产，戏剧化的家庭冲突，永远无法互相理解的少男少女……这部分感性段落起源于小老大客厅，结束于小老大之死。

       第三部分。陈卓然归来，带来了小市民艺术家阿明。三个少年再次展开毫无结果的讨论。陈卓然上班，阿明下乡，三个交换大量的《公开的情书》般的信件。小兔子、七月等准备投入新一轮的运动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

       问题还是出在家庭，南昌和父亲对峙，思考的主题转向寻根，却意外发现了——亚热带的抑郁，而这是没有人可以医治的病根，教会学校出身的妇科大夫给出“光和真理”当然不是最终答案。

       这部书的结构非常独特。王安忆选取了干部子弟盛极而衰的关键一年，掐头去尾，在结构和篇幅上避免了传统章回小说拉拉杂杂的弊病，却忍不住掉头回去，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主要手法——群像和白描。时间虽短，人物众多，整个结构窄而长，又像清明上河图一样细节清晰。

       既寥寥数笔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类型，将芸芸众生，人生百态尽情展露，人物之间彼此又勾连缠绕，深得曹雪芹的“草灰蛇线，伏笔千里”之妙。美中不足是作者笔下人物，和《百年孤独》出现的情况一样，是概念的产物，而非有血有肉的人类个体。

       小说隔离出了男女两个阵营——“他们”和“她们”，并将几个男性人物置于主导地位，几个女性人物置于从属地位，又为每个人添加了父母、兄弟、姐妹、保姆、邻居等。每个人物都分门别类地交代得过于清楚，传神之余，却丧失了一些模模糊糊的人性的暧昧幽深。

       《启蒙时代》里面还没有一个人物比得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南珊。“晚霞”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山下乡期间，事情刚刚过去，所有记忆都还鲜活，而《启蒙时代》写于四十年后的今天，免不了有些距离感。但它也因此获得了思想的解放，远远解决了当年《公开的情书》里面充斥着的思维混乱问题。

       王安忆最终没有忘记为自己安插一个角色，这不仅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也激发了不少王安忆爱好者的阅读兴趣。那是一个比主要人物年纪更小的一个小女孩，名叫舒拉。在结尾，舒拉出现在“他们”的代言人“南昌”的视野中，王安忆写舒拉“在全力奔跑”，似在自我表白。

       而50后青春代言人“南昌”虽没有最终走出青春迷思，却仿佛已从泪眼朦胧中清醒过来，开始正视自己脚下，曾经被自己父辈所征服的土地——上海。这不免让人想起红色诗人艾青的那句：为什么我眼中常噙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 打工文学的崛起

  作者：青戈 发布时间：2010-04-05 10:11:52

  打工文学的崛起

    

      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春节前夕，同样是人山人海的火车站，同样是大包小包的行李……40年前，是两千万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开始陆续离开亲人去农村插队；40年后，是两亿多民工暂别他们洒满汗水和泪水的城市回家过年。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坛开始涌现包括芒克、北岛、舒婷等在内的一大批诗人，包括叶辛、梁晓声、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张抗抗等在内的一大批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分别被人们贴过“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标签，但在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他们的作品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做“知青文学”。从80年代初“知青文学”开始浮出水面，直到90年代末，“知青文学”仍然不时成为文坛关注的热点。可以说，新时期30年的文学版图上，“知青文学”是其中幅员最广、最为纵深的一个板块。

      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数以亿计的内地富余劳动力纷纷前往沿海城市打工，这个群体的人数，超过了当年“知青”的十倍。在今天这个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时代，他们是一个知识相对贫乏的群体，他们靠出卖力气和汗水换取微薄的报酬，他们的打工生活写满了艰辛。前几年，我们文学界曾经呼吁过作家关注这样一个庞大的民工群体，也有一些传统作家写过相关题材的作品，但终因我们的传统作家缺乏打工生活的深切体验，而无法写出深刻的表现民工题材的作品。然而好在写作不是我们传统作家的专利，正如当年的“知青”群体造就了那么多名作家一样，这个数量庞大的打工族群体也正在催生真正能够为他们代言的他们自己的作家。

      今天，当我们在阅读一篇篇被称为“打工文学”的由民工作家自己书写的反映民工生活的作品时，我们不禁会感叹这一幕幕与当年的“知青文学”竟是何其相似！一样的城乡差异与文化碰撞，一样的前程未卜的人物命运，一样的离别与伤痛……还有更多的相似，“知青文学”的早期作品，如北岛等人的诗歌、张扬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等，最初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的作品才得以公开发表或出版，并迅速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的文学期刊都不惜版面来发表“知青文学”作品；而今天的“打工文学”，虽然不会再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但包括本书作者周述恒在内的很多打工作家，都选择了更加容易传播的互联网在线写作，这也许可以说是另一种“潜在写作”的方式。到了最近几年，“打工文学”终于形成了一股浪潮，很多文学期刊开始以专栏的形式发表大量“打工文学”作品，郑小琼、王十月、何真宗、罗德远、徐非等“打工作家”的名字也时常被挂在我们许多文学评论家的口中。

      与当年的“知青”相比，今天的打工族在文学创作方面似乎处于天然的弱势，因为“知青”都是知识青年，听上去就会觉得他们的整体文化水平比较高，而今天的打工族整体文化水平似乎就显得相对比较低，因此，文学评论界在谈论今天的“打工文学”的时候，对它们的评价远没有当年对“知青文学”的评价来得高，批评家们常常以“底层叙事”来描述“打工文学”，常常以一种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打工文学”。我以为这是对“打工文学”的一种偏见，包括“打工文学”这个命名，似乎也或多或少地带有俯视的意味。如果我们客观一点来看，当年的“老三届”也好，“新三届”也罢，都不过只有初高中文化水平，况且，在那个以知识为耻的年代，很多“老三届”的文化水平恐怕还赶不上今天的初中生，但是，在今天的打工族中，他们基本上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既然当年的“知青”中能出现那么多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为什么我们今天却以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打工文学”呢？

  也许是今天的“打工文学”还没有诞生像“知青文学”中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雪城》那样经典化的作品，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今天的“打工文学”都是值得与当年的“知青文学”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对待的。至少在整个70年代，“知青文学”都处于陈思和先生所说的“潜在写作”状态中，《蹉跎岁月》和《雪城》这样的作品都是80年代以后才出版的，与1968年底的“上山下乡”运动至少相隔了十几年；而9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工潮”至今也不过才十几年，近几年涌现出来的“打工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其与80年代初大量的“知青文学”放到一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两者在文学性上的差距并不太大，但它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和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却一样重要。

      如果说此前的“打工文学”没有受到评论界与当年的“知青文学”同等的重视，是因为“打工文学”还没有出现什么大作品的话，那么，周述恒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则很可能会成为当代“打工文学”中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尽管它也许不一定能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至今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像本书一样全景式地深入描绘打工者生存的艰辛和他们内心的伤痛，还没有一部“打工文学”如此深刻地揭露社会对底层打工族的歧视与不公，虽然周述恒的文笔有时还显得有些生涩，但他对周小凡、周小林、张志伟、英子、方敏等几个人物的塑造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对小说情节的驾驭也是十分自然流畅的，尽管小说中没有运用什么叙事技巧和情节虚构，但小说留给我们的震撼却令我们久久无法释怀，因为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打工生活，而现实有时比虚构更加令人目瞪口呆，小说所展现的他们的艰辛与苦难，他们的爱与恨、伤与痛、血与泪，比很多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故事更加残酷，足以令一切叙事技巧黯然失色。

      民工的伤痛与“知青”的伤痛是不一样的。除了当时所谓的“黑五类分子”外，插队的“知青”很少会在农村受到歧视，与农民相比，他们没有太大的生活水平上的落差，“知青”的落差是他们自己由城市到农村的落差，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很快就能够融入到农民兄弟当中去。“知青”的伤痛是当时的国家政策造成的，而不是他们自身生活状态的窘迫造成的。但民工恰恰相反，他们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到城市去打工，他们不是不愿意融入城市，而是很难融入城市，城乡之间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异使他们的打工生活饱受歧视，他们建造了城市的高楼大厦自己却没有立锥之地，他们在工厂里生产了各种各样的商品自己却无力购买那些商品，他们流尽了汗水和泪水却还要为讨薪四处奔走，他们千辛万苦挣来的血汗钱常常不够医治自己打工时落下的职业病……“知青”是被时代和命运捉弄了的一代人，但与周述恒笔下的民工相比，也许“知青”还算是十分幸运的。

      我希望我们的批评界能够像当年对待“知青文学”一样来对待今天的“打工文学”，希望我们的文学史能够像对待“知青作家”一样来对待“打工作家”；我也希望我们的“打工文学”能够早日出现划时代的经典性作品，如果说周述恒的《中国式民工》已经竖起了“打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打工文学”也会出现叶辛、梁晓声、韩少功这样有分量的作家；我希望30年后我们再来回顾“打工文学”的历程时，能够像从前谈论“知青文学”一样津津乐道；我也希望周述恒今后能够写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如果有一天，人们在讨论“打工文学”时，会觉得无法绕开周述恒的这部《中国式民工》，那将是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功。最后，我由衷地希望中国两亿多民工的生活能够早日脱离这本书中所描述的那种悲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