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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檬悠 发布时间：2012-04-12 23:36:11

  我是真的全看过，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在新华书店站了N个周末

• 作者： 李小补 发布时间：2019-01-19 15:13:52

  这个版本的装帧选文都不错，可以收一本。

• 作者： ．．<{=．．． 发布时间：2022-01-29 22: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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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圈圈 发布时间：2023-08-13 13:4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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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一块香皂 发布时间：2021-04-16 19: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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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igni 发布时间：2016-01-17 10:29:23

  满脑子都是小田切让

• 【转】吴国武：千古同文——东亚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4-02-10 17:39:10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典目录的典范之作，也是中国古典学术的集成之作，前贤时彦多有论述。回顾近现代《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史，视角重心的转移、材料议题的更新和方法旨趣的变动一直影响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其中，视角重心的转移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将视角重心转移到中华文明的传承演进，如果我们将文明史的视野由大清王朝拓展到整个东亚世界，《四库全书总目》的相关研究随之会有新的议题、新的材料，也会有新的方法、新的旨趣。本文即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背景和编撰过程、《四库全书总目》的思想内容和功能作用、《四库全书总目》的东亚传播和文明史意义、回归经典与文明等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作者简介：吴国武，男，1971年4月生，湖南省沅江市人，在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学士学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从事古籍及古代文史图书的编辑工作。2002年至2005年期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获文学博士学位，兴趣在宋代经学。毕业留校，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及高校古委会秘书处工作。研究古文献学、经学和古代学术文化，近来致力于先秦学术史、宋代经学文献及思想史研究。著有《

  经术与性理 : 北宋儒学转型考论

  》、《

  两宋经学学术编年

  》等。

  文章来源：

  四库学

  .

  2021(01)

  一、引言">

  一、引言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中国古典目录的典范之作,也是中国古典学术的集成之作,前贤时彦多有论述。回顾近现代《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史,视角重心的转移、材料议题的更新和方法旨趣的变动一直影响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其中,视角重心的转移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我们将视角重心转移到中华文明的传承演进,如果我们将文明史的视野由大清王朝拓展到整个东亚世界,《四库全书总目》的相关研究随之会有新的议题、新的材料,也会有新的方法、新的旨趣。1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清高宗向内阁下达征书谕旨,其中讲到:“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往今来著作之丰,无虑数千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而后在上谕中的“稽古右文”被改定为“千古同文”,地方大员如贵州巡抚觉罗图、两江总督高晋等在上奏中都以“千古同文”为名。2这道经由内阁发给直省督抚学政的谕旨,着眼于征访遗书,涵盖了后来《四库全书》纂修大业及《四库全书总目》编撰工作,其根本目标指向是“彰千古同文之盛”。“千古同文”一词具有浓厚的文统、治统和道统色彩,时间上贯通数千年的汉文典籍和中华文明,空间上包括受中华文明影响的东亚世界,最能反映清高宗乾隆皇帝对《四库全书》及《总目》的性质功能定位。

  清高宗(1711～1799),姓爱新觉罗,名弘历,世宗雍正第四子。他自小随从祖父康熙皇帝读书习武,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再当三年太上皇,活到八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长第二、寿命最长的皇帝。不仅如此,他的“文治武功”也是最有名的,后世将他和他祖父治下的时代称之为“康乾盛世”。在位期间,他做了很多大事情,包括政治上的统一,军事上、经济上各种各样的措施,同时还有文化教育上的各项活动。3在清朝皇帝中,圣祖、高宗在忙于政务之余,更多的是在写字看书,如同汉族士大夫,还画有专门的儒服写字像。乾隆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相当发达,奠定了所谓“盛世气象”中间的“文治”。其中,他主导了一件影响极大的工作,就是办理《四库全书》。在办理过程中间,以及在办理的前前后后,他试图通过《四库全书》及《总目》来展现“文治”或者说“盛世天下”的新气象。他所主导的多项文教事业影响至今,也影响到东亚和世界。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高宗命编《四库全书》,诏开四库全书馆;闰三月,纂修翰林纪昀和提调司员陆锡熊被举荐为四库馆总纂官。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河间府献县(今属河北沧州)人,官至协办大学士(从一品)。他能言善辩,足智多谋,幽默风趣,是一个非常聪明、学问很好的人;同时,他的文采也很好,诗文在乾隆时期非常知名。乾隆十九年(1754),纪昀中进士二甲第四名。这一榜出了不少名人,比如钱大昕、王鸣盛、朱筠、王昶等大学者。中了进士以后,他被选入翰林院,先后参与了很多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后世对他评价最高的是实际主持《四库全书》纂修,特别是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后辈学者江藩评价道:“《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矣。”4把经、史、子、集四部的书能够读明白,而且还能编写提要,是需要很深的学问的。过去对“通儒”有一个解释,贯通天、地、人三才者谓之“通儒”,纪昀是当之无愧的。

  如果说乾隆皇帝和纪昀是办理《四库全书》最重要的人物,那么北京及故宫紫禁城则是办理《四库全书》最重要的地点。在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中,文渊阁是唯一一处色调偏暗的青绿色建筑。这里既是乾隆皇帝的藏书楼,也成了经筵进讲的场所,第一部《四库全书》原来就贮藏在这里,另外还藏有康熙、雍正朝所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走进端门、午门,再往东北方向前行,到文华殿,文华殿的后边就是文渊阁。5当年的乾隆皇帝就是在这个地方想把自己的文教事业传之于中国天下,传之于后世万世。

  文渊阁的名字大有讲究,“文”是礼文,“渊”是渊海,就是历代的典章制度、典籍经典汇集于此,这正是“盛世天下”的新气象。代表四库书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封颜色不一样,依次对应绿色、红色、蓝色、灰色,既代表四部书,也寓意春夏秋冬四季。《四库全书》的性质功能定位,为什么是“千古同文”?因为它代表天下学问,代表人间四季,是乾隆皇帝和四库馆臣经过精心设计和苦心经营的。“文渊”,指向的是文明的渊海,也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中国之所以有文明的关键。

  乾隆四十七年(1782)春,第一部《四库全书》庋藏于建成不久的文渊阁,清高宗写下了《文渊阁记》。他特别讲到:“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6这表明,搜求四库书不只是为了博得好名声,而是实践宋代大儒、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教”。皇帝的意图和办理《四库全书》的目的,是要以圣王之心挺立于天地之间,将圣王之道施之于庶民百姓,继承圣贤传下来的数千年文明,为天下国家的永续发展打下太平康乐的基础。

  在《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君臣上下最为下工夫的是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六十年(1795),编成刊刻武英殿本和浙本《总目》。《总目》很快被带到李氏朝鲜王朝,朝鲜王朝参照《总目》为自己国家编了一部《奎章总目》,这是整个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四部分类的官方书目。虽然当时日本的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总目》很快通过浙江宁波的商船运到了日本九州的长崎。稍后,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刊刻了官版《总目》,成为日本汉籍学问的重要基础。可以说,清高宗乾隆皇帝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止于中国,也包括东亚世界。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二百卷，清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刻本

  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背景和编撰过程">

  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背景和编撰过程

  《四库全书》的纂修问题,一直是学界同行考察和讨论最多的核心内容。《总目》为何要编撰,又是怎样编撰的?由于视角重心的不同,研究者的观察和看法也有不小的差别。民国以来,多数学者秉持功过评价的批判立场,着力于“寓禁于征”“寓禁于修”“寓毁于修”的方向,有得亦有失。7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学界有必要回归客观考察的理解立场,搁置汉族本位和皇权批判,放眼“千古同文”的东亚文明史,重新看待《四库全书》的纂修问题以及《总目》的编撰背景和编撰过程。

  (一)《总目》编撰背景的再讨论">

  (一)《总目》编撰背景的再讨论

  前贤时彦对《总目》编纂背景的研究很多,主要围绕满汉矛盾、皇帝专制、文字狱、考证学风等时代环境的变化,似乎未能建立一套基于东亚文明史的系统理解。我们认为,可以从四个方向和层次来分析。

  1. 政治社会的背景">

  1. 政治社会的背景

  18世纪的大清,也就是我们说的“康乾盛世”,这一时期继续聚焦在巩固“大一统”上。这一点,虽然学界都有提及,但是多局限于清王朝的政治集权、军事扩张和经济发展。事实上,“大一统”是中国久远的文明传统,不只是简单的领土统一、权力集中和秩序规范,而是中国人对天下国家以及“千古同文”的期待和理想。当时的天下国家秩序,既包括了东亚攻防、满汉交融和地区互动的新形势,也包括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涉及的政治社会问题,比如强化皇权专制和朝野朋党之争。怎么来系统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当时的头等大事。

  就东亚世界而言:从晚明到清初经历了一个“天地玄黄”的改革变局,也就是明朝的汉族政权覆亡,当然后来南明政权还延续了一段时间。作为“夷狄”的满洲,入关以后逐渐一统中国,牵涉到的问题就非常多,既有满汉之间的问题,也有对待域外周边的问题,特别是受中国文明影响比较深远的日本和朝鲜,既要保持原有的华夷秩序,也要注入新的华夷观念。纂修《四库全书》和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其实就是要继承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正统,这对于巩固“大一统”具有根本性意义。

  就当时国内形势而言:第一,是满汉如何交融的问题。满文从16世纪后期开始出现,17世纪逐步推广,18世纪发展到新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满文典籍借鉴了汉文典籍的很多经验,即包括把汉文典籍比如《四书》翻译成满文,也延伸到满、蒙、汉、回等典籍的同文互译。8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清政府采取“同文异俗”的民族交融政策,办理《四库全书》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第二,是朝野如何相处的问题。清代前期皇权的加强,涉及当时的朝廷跟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办理《四库全书》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使得汉族士大夫明白,原来作为“夷狄”的清朝试图由“夷”变“夏”,也想继承数千年的中国文明。第三是朋党如何化解的问题。从康熙以来就存在着朋党之争,而且困扰着朝廷。康熙、雍正年间发生了很多起政治斗争,其中涉及朋党问题,而朋党之争的背后还有学术门户。清高宗乾隆皇帝试图通过办理《四库全书》来弥合这些学术纷争,进而制止政治朋党,实现“君师统一”。9第四是南北方抗清的问题。当年满洲入关以后,南方的抵抗是相当激烈的,尤其江浙一带。如何来笼络江浙一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成了办理《四库全书》的一个重要背景。第五是内地边疆如何调和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所谓汉文传统,跟边疆的少数民族文明是怎样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办理《四库全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大清王朝的域外周边(也就是东亚世界),对于中国文明历来都有学习和模仿。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满洲入主中原,域外周边的原有政权都对这个政权有疑虑,即所谓“华夷变态”(华夏变为夷狄)。10于是,域外周边政权纷纷自称“中国”,比如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就自称“小中华”,江户时代一些日本人也称本国为“中国”,这些都跟满洲入主中原以后的东亚形势有关系。办理《四库全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满洲入主中原的问题,更不是为了系统地禁毁反满反清书籍,而是面对着中国王朝和东亚世界的新形势,应该有一个明确表态:满洲、大清是继承中国文明正统的。按照原有的所谓“夷夏之辨”,满洲不是华夏而是夷狄,清高宗乾隆皇帝却用办理《四库全书》来证明大清就是“华夏”、就是“中国”。

  2. 学术文化的背景">

  2. 学术文化的背景

  南宋、元、明的士大夫以理学为宗,特别崇尚朱子学。明初颁行《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天下士子趋之若鹜,科举考试之外的书读得比较少,以钻研性理为主的讲学风气日渐盛行。士大夫常读举业之书,或者习惯于听人讲学,朝野上下以讲学为主,广泛阅读原书的风气不浓。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兴起以后,讲学而非读书对于世道人心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士大夫致力于讲学,热衷于发表个人见解。这些见解并非通过自己阅读原书、勤学研习而得来的,而往往是通过口耳讲学而得来的。

  晚明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有识之士开始通过提倡读书的方式来纠正讲学的偏颇。讲学比较看重对于某一些东西比如世道人心进行辩论,而不是读原典、看原书。清初遭遇朝代更迭、异族主政的大变局,讲学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提倡读书开始,藏书风气随之流行,清初朝野就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征书活动。官方、私家不仅致力于藏书,同时还大量刻书和编书,进而朝野各方纷纷著书,最终摆脱了过去讲学的浮躁风气。从晚明到清代中叶的藏书、征书、刻书、编书和著书活动,通过阅读原书来做学问,甚至以原典原书本身为学问,合力造就了讲学风气的转变。

  清朝开国,从顺治年间开始,特别是康熙年间集中地编刻了很多的御纂经解、史籍、总集、丛书、字典和类书。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徐乾学等人编刊《通志堂经解》,集宋元经解之大成,预示着“理学即经学”(全祖望语)的新方向;康熙五十五年(1716),圣祖下令编定《康熙字典》,集汉字字书之大成,激发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新发展。从康熙年间开始编撰,雍正三年(1725)编成《古今图书集成》,集历代图书之大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对办理《四库全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乾隆元年(1736)至十九年(1754),高宗诏开三礼馆,《钦定三礼义疏》纂修完成;乾隆四年(1739)到十二年(1747),高宗敕令校刊完成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史》。三礼馆的编修活动和正经正史的新官定本,对《四库全书》纂修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11可以说,办理《四库全书》既是清初以来学术文化事业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清代学术文化事业的高潮和顶峰。

  3. 东亚世界的新动向">

  3. 东亚世界的新动向

  在17、18世纪的东亚地区,当时的大清王朝、李氏朝鲜王朝以及德川幕府主政的日本之间互通有无,都面临一个文明正统问题,这也就是满洲入主中原以后造成的复杂局面。从17世纪开始,大清的康熙朝廷以及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还有李氏朝鲜的英祖等几个君王,先后主导了本国的“文艺中兴”或者叫“文艺复兴”。12这个“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东亚古老文明的复兴。

  江户时代的日本,德川幕府掌政,当时尽管“闭关锁国”,但是通过商船的往来,从中国输入了大量的汉籍。众所周知,从明朝、清朝输入日本的汉籍几乎都编有目录,哪一年、哪一艘船、何时到港,渡来哪些书、有几册,都有明确的记载。这些商船输送到日本去的中国书籍文物,学界同行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13与此同时,明清之际的“甲申之变”,明朝的移民东渡到日本,最有名的是朱舜水,对于德川幕府的政策和学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加速了德川幕府以朱子学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稍后又发展出所谓的“古学”。比如,后西院天皇明历三年(顺治十四年即1657年),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开始编集《大日本史》,对内尊皇室,对外以日本为中华,对于日本正史及尊王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14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公元1716年到1745年期间执政,相当于康熙五十五年到乾隆十年之间。儒家经书很早传到日本,其中很多古本在中国已经散亡。德川吉宗命讲官物观校补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并下令长崎市长将《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输送中国,这部书后来收录到了《四库全书》里面。15德川幕府通过这个行动告诉清朝说,我们是东亚文明的正统。

  李氏朝鲜王朝,一直奉朔明朝。崇祯皇帝过世以后,朝鲜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使用崇祯的年号。朝鲜王朝的这些使者到明朝、到北京来,叫“朝天使”。但是明清鼎革以后,朝鲜王朝起初对大清王朝并不认同,“朝天使”变成了“燕行使”。通过燕行使者的交流可以知道,朝鲜王朝对当时清朝的政治、学术和文化有相当的了解。朝鲜原来秉承明朝传统,尊奉“朱子学”。随着明清之际的变化,也包括朝鲜国内自身的变化,“北学派”开始兴起,所谓“北学”就是向北方的清朝学习。16在这期间,朝鲜王朝通过编书和刻书来展现。英祖四十六年(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李朝编成了《东国文献备考》。这部《文献备考》仿照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明朝永乐朝修《永乐大典》、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英祖四十八年(1772),也就是乾隆三十七年,《四库全书》纂修的前两年,以世宗大王时代的甲寅字为本,铸造了壬辰活字。朝鲜王朝的铜活字印刷是为了刊刻汉文书籍,对东亚地区刻书活动包括办理《四库全书》较有影响,比如由朝鲜族官员金简主管武英殿聚珍版书(木活字本)的刊刻。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祖李祘(1752～1800)即位。这位国王对朝鲜的文化影响特别深,他持续关注《四库全书》的纂修,多次派燕行使者来打听甚至想购买,当初他并不知道《四库全书》是抄本。

  无论是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古学”,还是朝鲜王朝的“性理学”“北学”,都和《四库全书》纂修及《总目》编撰中出现的汉宋之学、考据义理之学有关系。在18世纪,整个东亚竞相出现围绕文明正统的“文艺复兴”浪潮。

  4. 乾隆朝的征书和编书">

  4. 乾隆朝的征书和编书

  历朝历代都有征书活动,往往以藏书、刻书或编书为目的。满洲入主中原以后,征访汉文典籍成为清王朝“大一统”的重要措施。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持续努力,宫廷藏书大大增加,内府刻书成为日常事务,各类编书活动持续不断。

  乾隆六年(1741)正月四日,在纂修《钦定三礼义疏》和校刊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史》的同时,高宗颁谕内阁向各地征书。上谕说:“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述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岁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着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钞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储。”17这表明,乾隆皇帝非常重视元明及国朝著述的搜集入藏,将征书任务下达给直省督抚学政,对后来《四库全书》的正式办理起到了先导作用。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四日,高宗颁谕向中外搜辑古今群书。一方面,他回顾了即位以来有关征书、刻书、修书的一系列活动:“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上谕首次将征书藏书与刻书编书紧密结合,荟萃遗书的综合目标日益清晰。另一方面,他强调搜罗原书原文对于读书研究的重要性:“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究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上谕对以往的“因类取裁”的类书编修模式进行了反思,转而求之于“悉载全文”的丛书编修模式。最后,他明确要求各地采集遗书并汇送京师:“古今来著作之丰,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18上谕所谓“千古同文”,指向呼之欲出的新丛书——《四库全书》。

  在征书谕旨的催促下,直省督抚学政正式开始新的一轮奏进购访遗书。随着汇送遗书的增多,特别是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馆校书,经由军机大臣复议,次年(1773)二月高宗诏开四库全书馆。五月,高宗谕令正式启动编撰《总目》:“方今文治光昭,典籍大备,恐名山石室,储蓄尚多。用是广为搜辑,俾无遗佚。冀以阐微补阙。……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集《四库全书》本指也。”19纂修《四库全书》是为了辅佑文章、典籍的振兴,彰显文化、文明的昌盛,而编撰《总目》更是采集汇送的本来意图。

  (二)《总目》编纂过程的再考察">

  (二)《总目》编纂过程的再考察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在按试下辖州府和访求本地著述之时向朝廷上了一道《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折子内容,很可能参考了包括章学诚在内的幕友的建议。朱筠提了“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中祕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和“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四条建议,特别讲到开馆校书的诸多重要问题。20经过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等人的议覆,次年二月高宗连下两道谕旨同意开馆校书。这是乾隆朝由征书正式转向编书的历史性转折。以往的征书,着重在搜集地方遗书并进呈朝廷。这次开馆校书,经由军机处下谕,内阁、翰林院、内务府及直省督抚学政参与办理,不仅重视久藏内府的《永乐大典》及其辑校工作,还重视古今典籍的校雠著录。

  根据王重民先生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过程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虽然当今学界的研究越来越细,但与王先生的结论差别不大。21

  第一个阶段,是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开馆,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底。第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告成,《总目》初成,并进呈乾隆皇帝钦定。近几十年可以见到的《总目》各本,既有中华书局影印圈点的浙刻本,也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武英殿本,以及几种今人的整理本。除此以外,与《总目》相关的系列目录,既有征集遗书的清单、内府藏书的目录,也有馆臣分纂的提要稿;既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四库全书荟要》的书前提要,也有七阁书的书前提要,还有《总目》汇总进呈的稿抄本。比如《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天禄琳琅书目》等等,就是第一个阶段刊刻、写定的一些目录。最先传入日本、朝鲜的,就有乾隆四十年(1775)刊刻的《浙江采集遗书总录》。

  第二个阶段,是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五十二年(1787)的修改进呈。这个过程,伴随着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三部《四库全书》告成。当然,不是说起草提要、初次进呈的时候就没有修改,比如分纂稿本身有修改,七阁书的书前提要和《总目》的汇总进呈稿也有修改。但是,从上谕的角度来讲,修改进呈主要在这一个阶段。乾隆四十七年(1782)《简明目录》初成,馆臣赵怀玉录副并于四十九年(1784)在杭州刊刻。《简明目录》很快东传,对日本、朝鲜的影响非常深,进入这些国家的朝堂学校、藏书机构乃至家庭和社会。

  第三个阶段,是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到六十年(1795),这个阶段是《总目》校刻的完成。当然,这个过程也很复杂。伴随北四阁书的重检重校和江浙三阁(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三部《四库全书》的告成,最近学术界有非常多的关注。乾隆六十年(1795),武英殿刊刻《总目》。与此同时,谢启昆等人据某个稿本和文澜阁写本在杭州刊刻了浙本《总目》,由时任文渊阁直阁事阮元作序。这两个本子内容有些差异,也反映了《总目》编校刻印的复杂性。22《总目》刊行后,很快传入日本、朝鲜,成为东亚世界的汉籍指南。

  《总目》编纂的过程,从1773年到1795年,总共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中国历史上官方校书和编目活动中,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动员人力之多,应该是旷古未有的。《简明目录》和《总目》,背后映射的是数千年中国的学术文化和东亚天下的文明,这也是我们最需要思考的地方。

  在编纂过程中间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编纂流程。最先,馆臣叙列图书的书名、卷数、作者及书中大旨。在各地进献遗书的时候,地方官和校阅官在书单子上写好大致讲什么内容,后来与遗书一并进呈到朝廷、到翰林院。辑校《永乐大典》佚书,也会标注签条,列出相关内容。然后,翰林院再统一分配给分纂官,分纂官通过校勘原书以及叙列的简目来起草提要。起草完以后,总目协勘官和总纂官,特别是纪昀,他们就会修订提要,也会将提要汇总成《总目》,再进行反复修订。最后,提要或汇总稿通过总裁官、总阅官的裁正形成《总目》进呈,由乾隆皇帝最终钦定。在编纂过程中,乾隆皇帝的上谕、御制诗文等都是馆臣撰写提要的关键性依据。当然,不是说乾隆皇帝对每一篇提要都有修改、有指示,但是大致有这么一个流程,所以《四库全书》及《总目》均称“钦定”。

  《总目》编纂过程相当复杂,涉及的馆内外人员也很多。《总目》卷首职名表所列三百六十人,只是参与编纂人员的一部分。学界今天的估计,《四库全书》办理人员超过四千人,基本上涵括了当时中国大部分重要的官员、学者和文人;同时,馆外还有很多的官员、学者和民众,他们关心着这件大事,甚至也参与了某些工作,为《四库全书》及《总目》做出过贡献。其中,分纂官翁方纲对《总目》提要分纂工作贡献较大。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又号苏斋,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市大兴区)人,是乾嘉时期的大学者。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进入翰林院当编修,后来成为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翁方纲的书法在当时很有名,特别是小楷。他的分纂稿原本藏在澳门,可以佐证其贡献。四库开馆不久,《总目》汇总进呈工作就已开始,收藏在台北原“中央图书馆”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说明,馆臣比较尽心尽力,乾隆皇帝对这件事情也很上心、很着急,希望尽早看到成果。当然,纪昀自己在回忆中特别讲到撰写经部诗类小序,其中提到“校定四库之籍”之事。23他作为总纂官多次删改《总目》,其中一种删改原稿本藏在天津图书馆。这些稿本,均已影印或整理出版。24纂修官的编书工作,以翁方纲的校书生涯最有代表性。

  翁方纲自己回忆:“自癸巳(乾隆三十八年即1773年)春,入院修书……每日清晨入院,……午后归寓,以是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处,在宝善亭与同修程鱼门、姚姬川、任幼植诸人对案详举所知,各开应考证之书目,是午携至琉璃厂书肆访查之。……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家中请陆镇堂司其事,凡有足资考订者,价不甚昂即买留之,力不能留者,或急写其需查数条,或暂借留数日,或又雇人抄写,以是日有所校勘之。……自朱竹君(筠)、钱辛楣(大昕)、张瘦同(埙)、陈竹广(以纲)、孔撝约(广森),又继以桂未谷(馥)、黄秋庵(易)、赵晋斋(魏)、陈无轩(焯)、丁小疋(杰)……时相过从讨论。如此者,前后约将十年。”25

  从寓所到翰林院、琉璃厂,来来回回十几年。一大清早,他从琉璃厂附近的寓所去翰林院校书,寓所在今天的前孙公园胡同,翰林院位于今天的国家安全部大院内,午后回到寓所,工作一上午。在翰林院宝善亭,跟程晋芳、姚鼐、任大椿等同事一起商量,讨论今天上午校书有什么情况,确定哪些书手边没有,哪些书需要参考,并做了一个目录,然后按照目录去琉璃厂买书。当时他聘请陆廷枢负责所缺的书,如果在琉璃厂找不到就去其他藏书家借,借来的一些书,藏家如果可以愿意卖他就买,不能买的话他就自己抄,没时间抄他就借来雇人去抄,一定把这本书全部抄下来。十几年间,他几乎每天往返于翰林院、琉璃厂、寓所之间。在翰林院内外,他跟很多学者围绕校书有讨论,这些学者既包括馆臣,也包括馆外学者,既通过书信的方式,也通过见面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来的燕行使常去琉璃厂买书,在那里与翁方纲等馆臣见面,了解《四库全书》纂修情况。

  此外,馆臣在纂修之余常常有雅集。与陶然亭有关的雅集唱和,其中就有翁方纲的诗。比如《除夕前三日笥河招同诸君集陶然亭分韵得阳字》一首提道:“时和盛群彦,上国参翱翔。及此校雠暇,式聆金玉章。”26诗题中的“笥河”就是最先上书请求开馆校书的朱筠,后来也进入四库馆编书。朱筠召集同仁到陶然亭,翁方纲分韵得“阳”字。诗首句讲,我们这些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翰林院校《四库全书》时忙里偷闲,到陶然亭这里乐一乐,诗酒年华。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的纂修及《总目》的编纂过程既丰富,又对乾嘉学术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二百卷，清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刻本

  三、《四库全书总目》的思想内容和功能作用">

  三、《四库全书总目》的思想内容和功能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不是摆放在图书馆、博物馆里面保存的古物,而是对我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文化影响极大的经典。它的内容很丰富,思想很有见地,对中国和东亚的学术文化有一些借鉴意义。二百多年来的读书人,常常通过《总目》理解古代经典、理解中国和东亚。27

  (一)《总目》的基本情况">

  (一)《总目》的基本情况

  《四库全书》收书的数量,七阁实有之书多有出入。根据《总目》著录和存目的书籍情况,《四库全书》实有的书,有3461部、19309卷;存目的书,有6793部、93551卷,部数是著录书的一倍,卷数是著录书一倍还多一点,总计有10254部、172860卷。当然,各省采进书、个人进献书、《永乐大典》辑佚书大大地高于这个数量,有些书不在存目之列,一部分还遭到禁毁。

  从纵向看,历代典籍聚散存亡可分为写本和刻本分别盛行的两个阶段。西汉末年,刘歆《七略》著录内府藏书33090卷;隋炀帝时期,长安宫廷藏书已经达到37万卷,去除副本共计37000余卷;唐玄宗开元年间,宫廷藏书有8万多卷,《开元四部录》收录50850卷。随着雕版印刷的兴盛,宋代以后的书籍数量变得更多,宋代著录的书有9819部、119972卷,元明以后的变化也很大。《四库全书》书籍总数的统计,是历来官方书目中的最大量。从横向看,与同时期的朝鲜王朝以及日本江户时代相比较,乾隆时代的书籍总量远超域外周边国家。可以说,《四库全书》是一部丛书,是我国古代乃至东亚世界最大的丛书。

  近年研究表明,其中四库全书馆有翰林院和武英殿两大系统,武英殿归内务府管理。28《总目》卷首所列的职名,有总裁、副总裁,还有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等等,总共有三百六十人。从工作性质和内容上来看,四库全书馆大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纂修官,包括总阅官、总纂官、总校官、翰林院提调官、武英殿提调官、总目协勘官、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黄签考证纂修官、天文算学纂修分校官等。二是缮书官,包括总校官、分校官、篆隶分校官、绘图分校官、督催官、翰林院收掌官、缮书处收掌官、武英殿收掌官等。这些校书人员和写手,既有翰林院的编修人员,也包括监生、举人和未做官的进士,因为字写得特好,被人推荐或者考试招到馆里。三是监造官,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29

  《四库全书》办理人员非常多,主要编纂人员,包括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孙士毅。纪昀的作用最大,陆锡熊的贡献其实也很大,可惜他英年早逝。具体编纂人员,有汪如藻、程晋芳、任大椿等总目协勘官,翁方纲、朱筠、姚鼐、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等重要的纂修分校缮书官,都是清代非常有名的学者。在这些清代重要学者的背后,还有相互讨论的朋友,比如钱大昕这一类学界名家。当然,军机大臣以及四库馆正副总裁、总阅官比如于敏中、彭元瑞、谢墉、朱珪等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总目》的内容构成。《总目》总共是二百卷,书前另有卷首为一卷。卷首包括圣谕、表文、职名和凡例。对比《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在圣谕之后原来还收有大量的御制诗和御制文,后奉高宗之命刊落。其中御题诗文,大多保存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各书之前。凡例有二十则,是《总目》提纲挈领的部分。从卷1到卷44是经部,从卷45到卷90是史部,从卷91到卷147是子部,从卷148到卷200是集部。各部依类相从,著录书在前、存目书在后,眉目非常清楚,方便查检。

  (二)《总目》思想内容的再理解">

  (二)《总目》思想内容的再理解

  《总目》内容丰富,思想精微,一直是学界同仁研究的焦点。可惜的是,多数学者拘泥于四库全书馆为“汉学家的大本营”(梁启超语)的成见,对于《总目》思想内容的考察讨论有得亦有失。我们认为,应该搁置嘉道以来的汉宋门户建构,从编纂宗旨和分类构造入手来把握《总目》的性质方向。

  根据《总目》的凡例及相关重要材料,《总目》的编纂宗旨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个宗旨是“阐圣学,明王道”。

  中国文明的正统以及经史子集四部的核心在经书,所以《总目》继续强调儒家的圣学王道。《凡例》第十九条:“盖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30虽然说的是子部儒家之书,涉及宋明以来形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但是对杂于佛老百家的书有所去取。

  第二个宗旨是“敦彼实学”。

  从讲学之虚回到读书之实,这就是所谓“实事求是”之学。《凡例》第十二条:“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论辨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31将经学的义理建立在训诂之上,将史学的褒贬建立在事迹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考证精核、辩论明确的经史之学,不是虚妄的空谈,而是实证、实用的结合,不光是笔头的、纸上的,更是身上的、心上的。

  第三个宗旨是“一本至公”。

  《凡例》第十五条:“我国家文教昌明,崇真黜伪,翔阳赫耀,荫翳潜消,已尽涤前朝之敝俗。然防微杜渐,不能不虑远思深,故甄别遗编,皆一准至公。……亦并详为考订,务核其真。庶几公道大彰,俾尚论者知所劝诫。”32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间以及前前后后,《总目》对政治朋党、学术门户都以公允公道为基本原则,这也是历代编书中间非常难得的。尽管《总目》有时代局限和学问缺失,但是其基本态度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个宗旨是“兼收并蓄”。

  《凡例》第十七条:“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至于阐明学术,各撷所长。品骘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纳众流。庶不乖于全书之目。”33尽管《总目》强调讲儒家的圣学王道,四部以经部为先,但是子、史、集三部的内容也相当丰富,而且对史书、子书和文集中的很多书,包括诗、词、文、赋这类书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和评价。所以说,《总目》是博采众家之学,不是讲圣王之道就只讲一家,是以一家为主,来涵摄众家的。

  第五个宗旨是“务为有用”。

  《凡例》第十四条载:“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凡斯之类,并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34过去我们对《总目》、对四库馆臣有一个不好的评价,觉得他们都只搞考据。其实,《总目》标举“务为有用”,特别讲到经世致用之学,很符合清高宗的文治方略。35

  至于《总目》的分类构造,不仅反映了明清之际学术文化的变化,也能体现数千年中国文明的性质、规模和架构。《凡例》第二条:“是书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36这个四十四类,是一个整体的四部学术架构,不仅仅用于区分典籍类属,更多的是指向一门一门的学问,既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架构,也是中国文明的架构,跟今天的图书馆分类法的性质功能不完全一样。

  比如,经部分十类,十类的结构其实是很清楚的。先是五经类的结构——《易》《书》《诗》《礼》《春秋》及“五经总义”,然后是孝经、四书类的结构——《孝经》《四书》相当于经的传记,再附上乐类一—《乐经》失传却保留乐教之义,最后是小学类的结构——由训诂、字书和韵书形成读经之次第。这种分类构造反映我们中国传统治学的进阶,由小学通《孝经》《四书》,最后再进入《五经》。四部分类构造有着自身的结构,从结构类型的角度可以探究乾隆及四库馆臣的用意,如何读书、如何治学、如何平治天下。再比如,史部有十五类,从正史类开始,以史评类结束,后者相当于正史中的论赞;子部有十四类,从儒家开始,以释家、道家类结束,可见三教之轻重;集部有五类,从楚辞、别集、总集到诗文评、词曲,大体按照书籍结集和文体出现的时间先后来排纂。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构造所呈现的学术思想内容,反映的正是乾隆皇帝和四库馆臣的修书理想,确实是要“为万世开太平”的。

  (三)《总目》功能作用的再总结">

  (三)《总目》功能作用的再总结

  作为中国古典目录的典范之作和中国古典学术的集成之作,《总目》影响了二百多年的中国和东亚。37我们如何来读汉文典籍和古书经典,对文明传承和创新又有什么功用?限于时间,只从两个方面进行再总结:

  第一个功能,是传统文化和东亚文明的入门。《总目》在单书提要之前有四篇部总叙、四十四篇类小叙以及一些重要按语,这些篇目是我们了解传统文化和东亚文明的入门之作。传统文化如何呈现,东亚文明如何把握,《总目》的四部架构及其标举的经典是最好的捷径。我们读《四书》《五经》,可以理解到“经学”在数千年文明中的先导和基础作用。读《史记》《资治通鉴》,可以理解到“史学”对于中国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里面还包括了很多政治、历史、制度、地理、书籍目录等多方面的知识。至于“子学”,以儒家为先,包括儒、释、道三教学问的基本知识,涉及像法学、农学、医学、天文历法、艺术等很多的专门学问。还有文学(即过去的文集之学),集部的内容涉及诗、词、文、赋等各类文章,历代文学发展的面貌怎么样,诗文大家的作品怎么样,馆臣都有重要评价,大家可以借助他们的评价去了解。

  第二个功能,是经典阅读和国学要义的指南。《总目》有一万多篇的单书提要,如果你想读哪本书都可以找到这本书的提要,提要文字可以帮助你去阅读原书。比如“十三经”各经像《周易》《诗经》的内容特点和历代注释,《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思想观念和历代注释。又比如“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各史的编纂、内容和影响,实际上涵盖了从黄帝以来的五千年文明是如何建构的。再比如“先秦诸子”,道家像《老子》《庄子》的成书作者、学派归属和思想价值,儒家像《荀子》在孔孟主流之外的思想特色。还比如“古典诗词散文”,唐诗像李白杜甫诗的历代注释和文学风格,“唐宋八大家”像苏轼的创作内容、历代注释和文学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民国十九年(1930)大东书局印本

  四、《四库全书总目》的东亚传播和文明史意义">

  四、《四库全书总目》的东亚传播和文明史意义

  二百多年以前的《四库全书总目》,距离当下的我们和今天的世界并不遥远,很多内容一直伴随着中国和东亚。晚近以来,如果想介绍《论语》《孟子》《周易》《诗经》等古代经典,没有不参考《总目》思想内容的。可惜,前贤时彦大多关注清朝学术文化的内部变化和中国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未能放眼中国文明和东亚世界。事实上,从乾隆时代的大清王朝到域外周边,从朝鲜王朝到江户日本,再到民国时期中日学者合作续修《四库全书》,很能反映《总目》的东亚传播及其文明史意义。

  (一)《总目》在东亚世界的传播">

  (一)《总目》在东亚世界的传播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东京大学西嶋定生教授曾经写过《东亚世界的形成》一文,特别提到了东亚世界构成的四大要素。38第一个要素是“汉字文化”,后来被称为“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最核心、最关键的结晶,就是“汉文典籍”。谁主导整理数千年的汉文典籍,谁就占据“汉字文化圈”的主流。所以,我们认为,纂修《四库全书》和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是东亚世界的重大事件。第二个要素是“儒教”。“汉文典籍”以经史子集四部为架构,而四部以经部为首、子部以儒家为先,所以才会有东亚世界的所谓“儒教”。儒教的“教”,本义是指儒家教化、儒学教化,而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以经书为首、以儒家为先,这是《四库全书》及《总目》在学术文化上的重要提示。第三个要素是伴随儒教的“律令制”。所谓“律令制”,指的是礼法律令的制度,包括礼典、职官、律令、格式等等一系列的典章制度,构成中国和东亚文明的典型特征。这里会涉及《四库全书》很多重要的典籍,比如经部的《周礼》《仪礼》《礼记》之类的“三礼”书,以及通礼、杂礼书,还有史部中的时令、政书、职官等涉及典章制度方面的典籍,可以对应“礼治天下”的文明形态。第四个要素是“中国化的佛教”,也就是汉文佛典及其佛教世界,由《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延伸到同时期乾隆皇帝下令开展的满译汉文《大藏经》工作。可以说,东亚文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文明,而《总目》就是要阐明中国暨东亚文明的性质规模和特征功能。

  为什么东亚世界比较重视《四库全书》的修纂以及续编,重视《总目》对于理解自身文明的重要作用?大明王朝的汉族政权覆亡之时及稍后,中国和东亚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就有一种疑虑,满洲入主中原而号称的大清王朝能否长久继承发扬东亚文明的原有传统?大清的“大”,不光是面向世界的大国,还包含了“大一统”的文明理想。当时的大清王朝,强调“满汉一体”“君臣一心”,决心成为中国文明的继任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域外周边的德川幕府和李氏王朝,对待满洲政权或者大清王朝,有着复杂的心态和做法。刚开始,他们难以接受满洲入主中原,或者说觉得清朝属于落后民族。后来,他们在态度上发生了变化甚至转向,逐渐对于康乾盛世的文教事业比较认可,特别是乾隆皇帝花了二十几年办理的《四库全书》及《总目》。

  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采取商船通商模式与清王朝进行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浙江的宁波港,商船从宁波出发到九州的长崎。乾隆六十年(1795)《总目》殿本、浙本刊刻成以后,至少在1799年之前已经通过商船输入到日本,而《简明目录》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就已经传过去了。

  这里有两个现象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个是翻刻《总目》的活动。日本光格天皇享和二年(嘉庆七年即1802年),田原藩就刊刻了《简明目录》。文化二年(嘉庆十年即1805年),德川幕府的江户昌平坂学问所翻刻了官版的《总目》。所谓官版的《总目》,就是要作为标准颁发给日本各个藩校使用的,当时各藩的一些目录,也开始受到《总目》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在《总目》基础上的模仿和承变。文化七年(嘉庆十五年即1810年),中村亮编出《分类舶载书目通览》,里面使用了《总目》的四库分类法,当然也有一些差异。39文政六年(道光三年即1823年),近藤守重编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目录——《正斋书籍考》。40这个目录,大量地引用《总目》的内容,对日本古学派重考据的风气,对江户后期的学术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朝鲜英祖李昑过世后,即位的正祖李祘非常关心《四库全书》的纂修,这在《朝鲜王朝实录》里面就有明确的记载。正祖元年(乾隆四十二年即1777年),正祖派遣燕行使者李溵、徐浩修等人去北京,专门嘱咐他们了解《四库全书》纂修情况,甚至打算购买《四库全书》。41徐浩修是这一年燕行使团的副使,他找机会见到了纪昀、翁方纲等人,在相关史料比如《燕行记》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徐浩修问起《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还主动告知朝鲜文献对于校勘正误的作用。还有一点特别重要,正祖受到《四库全书》纂修的启发,建立奎章阁并命徐浩修等人编本国书目——《奎章总目》。这个目录从正祖五年(乾隆四十六年即1781年)开始编,纯祖五年(嘉庆十年即1805年)编成,是韩国现存最早的官定四部分类目录,受《总目》的影响很深,里面有很多的按语显然引用了《总目》的文字。42

  朝鲜王朝以性理学为主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朱子学、理学,可以说是明朝学术风气的延伸。但是在《四库全书》纂修这段时间,朝鲜王朝开始受到清朝考证风气的影响,“北学派”很快兴起。明亡以后,朝鲜王朝有一段时间不认同清朝,只认明朝的朱子学。所谓“北学”,顾名思义,指的是部分朝鲜士大夫开始向北方的清朝学习新的考证学问。“北学派”兴起后又有“实学”思潮,这些对于性理学有相当多的冲击,对朝鲜王朝的学术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及不久,朝鲜来的学者与清朝学者文人交往很多。

  《四库全书》纂修完成以后,嘉庆年间开始一些补修、补正工作,光绪年间又有续修的提议。从《总目》开始编撰起,其实无论是官方还是私家的目录,都会针对《总目》进行补正、续编,因为《总目》是汉籍经典的学术基础和清朝学术的官方标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日本政府和学界用“庚子赔款”来做文化事业,建立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这个总委员会确定的一件大事就是,组织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合作来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的背景比较特别,过程也很复杂。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朝鲜王朝逐渐被日本吞并。到民国时期,日本积极经营朝鲜,并以大东亚共荣之名进而侵入中国。伴随着这一目标,日本各界注意到中国学者呼吁续修《四库全书》之事,所以顺势提出了这项任务,把它作为东亚文化的共同事业。续修的有关材料,一部分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一部分藏于东京大学以及日本其他地方。43

  当时主事参与的人有几位日本学者,比如服部宇之纪、狩野直喜、安井小太郎和内藤虎次郎等,都是非常有名的汉学家。狩野直喜是当时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曾经在日本天皇面前讲解过经书,起的作用最大。狩野直喜提议,续修《四库全书》是“研究、保存及向世界介绍数千年之文化为目的”44,这也是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乾隆皇帝及四库馆臣“千古同文”的抱负。《四库全书》及《总目》的纂修和补正、续修,反映了从清乾隆朝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一百七十年间,东亚世界对这项事业相当地重视,希望把乾隆以后的书能够再修纂,补充乾隆之前的重要书,达到真正的《四库全书》的“全”。这也是总结中国和东亚文明的绝好机会。

  (二)《总目》传播的文明史意义">

  (二)《总目》传播的文明史意义

  《总目》的多数提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该书的成书流传情况,二是该书作者的个人传记及学问,三是对该书及作者的评鉴。这些内容,对于后来编修史书、目录著录甚至清代中叶以来的各门学术有很大的影响。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君臣对前代书有校勘正误,其中一部分被著录进《总目》。这种校勘正误的成果,很快成了清朝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的新标准。比如,当年朝鲜燕行使到北京以后,主动问起《大清一统志》修订中的朝鲜地名,指出书中错讹,馆臣亦有回应。这个时期正误的地名以及新定的少数民族人名的译名,都成了后来治国理政、编书写书的标准。嘉庆即位后,继续补修《四库全书》,有一些未完成的工作仍然在做,包括空函待补的书,也包括乾隆年间未补入的敕撰书。比如,身为文渊阁直阁事的阮元,在浙江等地积极访求“四库未收书”,模仿《总目》编撰进呈《四库未收书提要》。又比如,身为国史馆总裁的阮元续撰《国史儒林传》《文苑传》,涉及对本朝人物的评价,往往都会依据《总目》的评价,或者有些文字可以看到模仿的痕迹。二百余年中,《总目》成了典籍著录的主要范本和学术评价的重要标准。

  《总目》传入域外周边以后,东亚的典籍环流往往也经由《总目》的指引。比如,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涩江全善、森立之等人曾经编过一部有名的《经籍访古志》,完全仿照《总目》分类著录进行编写,既包括日本所藏的中国汉籍,也包括准汉籍(即日本人用汉文写的书)。这些晚近目录影响非常深远,成为明治大正时期中国人访书日本的重要参考。后来的日本汉籍分类,大致也是按照《总目》的分类方式来分的,当然也有新的变化。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受到西方的影响,四部分类法面临调整。过去日本是把“汉学”当作本国的学问,明治以后开始当作外国学问的“中国学”。从“汉学”变成“中国学”,对日本学术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日本著名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他以《总目》为纲,根据乾隆以后书籍和学问的变化,制订了《汉籍分类答问》《汉籍集部四部分类表》,现在日本很多图书馆著录汉籍都用他的分类法。

  1909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以后,朝鲜被日本吞并,直到1945年朝鲜半岛才光复。光复以后,韩国做了很多的文化工作,特别是跟汉文古书、本国典籍有关的工作。韩国很多的古籍目录,基本上是仿照《总目》来的,稍微有一些变化。从朝鲜王朝后期到今天的韩国所藏汉文典籍的分类,多数使用《总目》框架,甚至大量地引用《总目》。第一部官方书目《奎章总目》以及后来的一些官方目录和私家目录,大多按照《总目》的四部分类,而且目录中的文字,明显参考了《总目》。这些内容,对于韩国人读汉文古籍的指引作用是相当大的。

  20世纪以来,中国及域外周边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间以及若干年以后,中国和东亚文明对于《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四库全书》,对于本国的汉文典籍,仍然会很重视的,也会产生更多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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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语：回归经典与文明

  《四库全书》及《总目》是数千年汉文典籍校雠著录的集成代表,无论从学术架构、工作重心还是文化贡献、文明影响上,都紧紧围绕“经典”两个字。在何处找寻到自己的经典?在何处发现自己的文明?何以成为中国人?我们认为,回到经典和文明正是《四库全书》及《总目》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总目》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渊薮,更是我们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延续以及对东亚天下的沉思。

  纂修《四库全书》和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典和文明承前启后的宏伟事业,也是当时东亚世界的重大事件。乾隆君臣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编一部大书,而是从开始设计到最后要达到什么效果,包括对大清王朝、对东亚世界、对未来天下,都有统一规划。通过编《四库全书》,大量的汉族士大夫、普通民众归附朝廷,知道原来清廷跟汉族读书人一样,都希望中国文明能够传递;通过编《四库全书》,东亚周边政权的疑虑逐渐解除。原来清朝和他们都是一样的,对汉文典籍、对中国文明非常重视。乾隆君臣从经史子集四部中间搜集并整理了最重要、最通行、最有影响的典籍,而这些典籍本身不仅是一部部书,而是数千年学术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展现。这些典籍、这些提要对我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光只是古典学问的研究,更是文明的传承创新;不光影响中国,还影响日本、韩国等东亚世界。

  《总目》的价值贡献,第一个需要总结的是“经典的门径”。在西学东渐、天崩地裂的时候,晚清名臣张之洞约请缪荃孙编过一部《书目答问》。这部目录在清末民国成了中国人读中国古代经典的入门书、指南书。同时,他在《轩语》一书中明确提出:“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晚近以来,读古书、了解传统文化,没有不参考《总目》《书目答问》的。

  一方面,《总目》已经成了传统文化和古典学问的入门读物。如果要了解古代典籍,可以先参考《总目》,《总目》的介绍和评价相对比较准确或者说非常谨慎。如果要了解传统文化,也可以从《总目》入手,《总目》所涉典籍的内容相对比较全面和深入。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古典的学问,更应该仔细地去看《总目》的学术规模和学术内容,无论是经书、经学还是史书、史学,无论是子书、诸子学还是文集、文学,甚至关涉天下国家的各种知识和学问。

  另一方面,《总目》也是东亚文明的基础读物。经史子集的定名,经史子集的排序,经史子集之间的历史关系和逻辑结构,这些都是东亚文明的构成因素。东亚古典的学问,最重要的就是经学和史学,而经史的学问主要就在“四书五经”“十三经”上,在“二十四史”上。这些核心经典,不光是中国人要读,日本人、韩国人也会读,是东亚文明的基石。比如,在日本有三部经书非常流行,第一部是《论语》,第二部是《孝经》,第三部是《周易》,这些书对古今日本的思想文化影响很深。又比如,韩国人在古代基本上是用汉文来创作和著书的,像近几十年编的《韩国经学资料集成》《韩国文集丛刊》,特别能反映韩国思想文化。当然,中国人读起来比今天的韩国人更容易理解,因为今天的韩国人都是学现代韩文,不一定学习汉文。东亚文明往往通过汉文典籍呈现出来,而我们可以通过《总目》这个最基础的读物了解到中国和东亚世界的思想文化。

  第二个需要总结的就是,所谓“文明的进路”。读书当然最重要,但是读书最终要读到身上去,读到心上去的,指向“世道人心”。《四库全书》及《总目》的具体内容,并不只是高深的学问,而是一个由古典学问到经世致用的过程,有连续性和连贯性。经典当然最关键,但是围绕经典的历代解释构成传承创新,反映了数千年中国和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通过《四库全书》及《总目》去读一本本的典籍,去掌握典籍的内容,我们就能够理解古圣先贤所说的道理。

  编撰《总目》到续修《总目》,总共一百七十年间,在整个东亚世界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总目》使得东亚世界在汉文典籍和古典学问上形成了共通的传统;另一方面,由于日本、韩国对于汉文典籍和古典学问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同时也形成了各自的区域特色。共同传统和区域特色如何能够保留、如何能够发展,也是将来中国和东亚文明的新课题。

  我们相信,承载“千古同文”的《四库全书总目》,将继续照亮中国文化和东亚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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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有关论述,参见拙作《千古同文——<四库总目>与东亚古典学》引言部分(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2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上谕》,中华书局,1965,第1页;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谕内阁着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页。

  3清高宗乾隆皇帝文治武功之事迹,可参考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第三章至第七章的相关内容(《戴逸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4(1)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下)卷6《纪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584页。

  5(2)可参考单士元《文渊阁》一文(收入《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

  6(1)(清)梁国治等奉敕编《御制文二集》卷13《文渊阁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商务印书馆,1986,第365页。

  7(2)自章太炎《訄书·哀焚书第五十一》(1899)、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1936)等前贤明确提出“焚书”“寓禁于征”说以来,多数学者不断证成此说;近有学者比如崔文印《寓禁于“征”与寓禁于“修”》(2006)、张宗友《寓禁于征,寓毁于修:论清高宗弘历纂修<四库全书>的禁毁策略》(2016)进一步强调“寓禁于修”“寓毁于修”说,然而海内外同仁对此已有不同看法。实际上,禁毁书与《四库全书》纂修在目标、性质、功能及具体内容等多方面是完全不同的两项工作,虽然两项工作互有交错但不宜等同。

  8(1)近年有学者考察过相关问题,比如叶高树先生指出:“编译(汉文典籍)的文本,先有满文本,继之则有满蒙合璧与满汉合璧,以至于三体、四体、五体合璧,此正与清朝前期民族政策由满蒙联合,进而满汉一体,臻于五族一家的演进趋势相合;对于此种合璧的文本形式,统治者也不断地赋予‘同文’‘大同’的文化意义。”(见氏著《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稻乡出版社,2009,第410~411页。)

  9(1)乾隆皇帝对于康熙及本人心目中的天下秩序常用“君师统一”来表述,比如《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儒家类谨案:“兹于洙泗遗言而外,略取先秦、两汉以来数家,皆求其大醇者。而恭载列圣所以阐明理学治道之书,及我皇上《日知荟说》一编,以明夫通天地人之道,而合君师之统,诚足炳焕万祀云。”(见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第295页。)

  10(2)日本灵元天皇延宝六年(清康熙十七年,即1678年),江户儒者林鵞峰(名春胜、恕,林罗山三子)《华夷变态序》云:“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见林鵞峰编《华夷变态》,东方书店,1981。)

  11(1)可参考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和张学谦《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见《文史》2014年第1期)等论著。

  12(1)关于朝鲜英祖、正祖时期以及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文艺复兴”,学界多有研究,此不赘述。

  13(2)可参考[日]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本篇第一至三章(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14(3)可参考周一良《<大日本史>之史学》(收入《周一良集》第四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90页)。

  15(4)可参考梁容若《山井鼎与<七经孟子考文>》(收入梁容若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瞿艳丹《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成书考》(收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9辑,2018)及《从写本到刻本:<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成立考》(收入《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2019)。

  16(1)可参考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第一、三、五章(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17(2)《清高宗实录》卷134 “乾隆六年正月庚午

• 残酷但温暖的。

  作者：秋禾 啾 发布时间：2024-02-14 20: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