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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木木 发布时间：2022-03-01 13:10:44

  基本就是一些浅显的道理，拼凑而成

• 作者： 白牙 发布时间：2022-03-05 20:01:56

  2019年四印34元

• 作者： momo 发布时间：2017-03-23 15:34:52

  当年南开考研的指定书目>

• 作者： 海猫号船长熊猫 发布时间：2019-12-06 11:01:18

  确定不是逗比吗？回头找所有中国船员签名去

• 作者： Ｒ．ｒ 发布时间：2021-12-17 00:47:46

  部分内容放到今天来看也丝毫不显过时

• 作者： 王不了 发布时间：2015-12-18 21:42:04

  电影清单可参考。2015年12月18日。

• 在漫步对话中辨析城市精神

  作者：程思明 发布时间：2013-02-23 10:59:10

                           在漫步对话中辨析城市精神

  　　 文∕程思明

  　　

     这本合作书籍的作者之一贝淡宁(Daniel A. Bell)，现为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这位因对社群主义理论的贡献而饮誉世界的学者，在过去的很多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儒家学说的研究，正是凭借这样的条件，才使得他与同样身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de-Shalit）一道为我们讲述了包括北京、纽约、耶路撒冷在内的世界9座代表城市的城市风格与精神。然而，也许正是由于两位合写作者的政治哲学家身份，这本《城市的精神》，才能弥漫出一种睿智清新的格调。本书的内容尽管受限于政治理论范畴，但作者所采用的定性研究方法（包括采访、对谈、自传、讲述等），不仅摒弃了实证主义理论研究的刻板，而且能够更深层次地为读者展示出城市精神的内涵。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书所给读者带来的启发要远远大于其学术本身。

      迄今为止，我们根据目前的资料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个有别于乡村群落的社群组织，几乎是在奴隶制国家建筑之初都围绕着大河而建。而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国家统一和人口集中的条件下产生了一批以国度为中心的城市类型。这一主要现象一直持续到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前。尽管在这期间还有一些因商业而繁荣的城市，但都不足以比拟政治因素所带来的集群效应，就是在今天，政治型城市依然是左右城市是否繁盛的重要因素。除了政治因素的诱导，技术的革新和工业的发展，最早让西欧一些国家尝到了城市发展的甜头，紧随其后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基本奠定了现代化国家各大城市的发展理念。当然，在这其中，诸如宗教、移民等因素所催生出来的城市代表，也不应该被历史忽视。归根结底，无论自古而今的城市经过怎样的变化，始终也无法绕开人这一重要载体。因此，城市精神的特征更也难以与人本主义脱离关系。

      本书所向读者描绘的9座城市，基本包含了一定历史时期城市发展所应具备的类型。比如，这里既有以宗教闻名的耶路撒冷，同时也有以城市立国的新加坡。不过，在推荐这些城市的精神方面，作者更倾向于通过对话、引述的方式填补乏味平铺直叙。在对其所谈论的城市中，也不忘通过直观的陈述表达出自己对于这座城市的感触。例如像纽约这样一个在外人眼中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作者的笔下却被形容为一个“伴随着极端不公平”及“残酷剥削”的地方。实际上，纽约所遭致的尴尬同时也是当前一些现代城市所普遍面临的通病。作者认为，一个城市的繁荣固然是和移民、科技的转移有莫大的关联，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异化所导致的孤独、短视、自大等群体行为仍然值得反思。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似乎也看到了，正是因为纽约所存在强烈“公民精神”意识，也才使得其能够承受体面社会生活遭遇到的多次挑战。作者这样的表述看似矛盾，但也揭示出城市精神所普遍具有的两面特性。

     当然，通过这些城市的探索，作者主要是想强调“爱城主义”(civicism)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作用。在作者的眼里，“爱城主义”所拥有特质的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而这种精神所带来的影响不仅能够消除种族之间的仇恨和纷争，而且也能够遏制民族主义的泛滥。不过，我们应当看到，过分地强调“爱城主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来讲，显然并不十分适用。毋宁说这样的“爱城主义”极易可能因过分强调地域差异而导致城市之间的孤立，单就是这样狭隘的爱城思想，也可能会破坏当前城市经济群所带来的跨区域便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期中国一些城市所进行“复古造城”与“拆真造假”，其实就是一个“爱城主义”的极端例子。过分挖掘城市之间的特征和差异，无可厚非，但也理应需要追求一种本真的色彩，这当然也是包括作者在内一些学者所赞同的城市所理应拥有的精神内涵。因此，我们在吸收“爱城主义”这一观点的同时，也应该深刻领悟作者笔下的城市精神究竟是什么，避免狭隘地把这种“爱城主义”理解成一种地缘优势的孤立。

     与贝淡宁写作手法不同的是，本书的另一名作者艾维纳•德夏里特则从一开始就利用切换城市视角手法来表达自己对于城市的领悟。类似于回忆录类型的写作手法同样用于柏林这座城市描绘。首先，作者并没有开门见山地为我们讲述这座城市的历史，而是通过咖啡馆、透明建筑物等看似微不足道的特征，用象征性地手法把这座城市所具有的宽容、和解、透明的性格特征表露出来；其次，针对于一般城市的易于发现的特征，作者也通过引入思考的方式来达到一种辨析的效应。比如“没有任何资源的耶路撒冷，为何一跃成为各大宗教的朝圣之地”、“纽约的公共场所为何没有孩子”等问题，作者虽然没有通过细致的宗教学、社会学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分析，但这种善于发现的思考方式，反而激发了我们思考的兴趣，以致于让读者在阅读中重新认知城市的启示。

      德国著名思想家斯宾格勒曾这样论述过城市的显著特征：“把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显然，有关城市的精神探索即使是在当前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在今天这样一个受全球化影响而日渐迷茫的城市，如何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不忘保持一种深厚独特的城市精神，显然是包括整个城市管理者与生活者都不应回避的现实。所以说，对于城市精神的探索，除了要注意深刻地提炼出之外，也应该向作者说的那样“把注意力转向具有道德和政治重要性的事务上”。而回归到本书所揭示的主题方面，我们也似乎能够感受到，惟有这座城市管理者通过加大对底层人群人本关怀，提升他们对于生活的处所具有认同感，才能逐步培育出一种鲜明独特，而不乏内敛深厚的城市精神。

• （转）王年军：那些不知名的“次要诗人”，书写了另一种传统

  作者：离商 发布时间：2019-06-04 14:04:59

  作者：王年军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06-04

  文学史牢固的金字塔结构 被一块块拆开 　　

  在这本《别样的传统》中，阿什贝利梳理了自己受到影响的前人的一些方面。不过我们很难判断这六个人在他的诗歌谱系中的实际地位，尤其是考虑到：首先，阿什贝利坦率地回避掉了奥登、华莱士·史蒂文斯、玛丽安·摩尔、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等他曾声称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鉴于这些诗人的复杂性和谈论他们文章的数量，他认为再增加一两篇自己的评论是没有必要的；其次，毫无疑问，阿什贝利所选择的这六个诗人也有着为数众多的潜在替代者，他之所以仅仅选择他们，而不是扩充这个名单或者选择另一些诗人，无疑有论说长度和随机因素的制约。 　　

  那么这六个诗人的“别样”程度达到了什么地步呢？

  《别样的传统》目录

  约翰·克莱尔：“天光穿越的灰暗开口”

  橄榄与鳀鱼：托马斯·罗威·贝多斯的诗歌　　

  雷蒙德·鲁塞尔的单身机器　　

  “为何你必须知道？”约翰·惠尔赖特的诗歌　　

  “无人簇拥的神谕人”：劳拉·瑞丁　　

  戴维·舒贝特：“这是一本无人知晓的书”

  作为一个现代诗歌热衷读者，我对这六个诗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甚了了，只是偶然听说过其中一两个的名字，可能在别的地方读过他们的一两首诗，但是几乎没有翻开过任何一本关于他们本人的选集。其中的第二个诗人，托马斯·罗威·贝多斯，我看到这个名字很感兴趣，因为他是庞德在《诗章》中多次提及的诗人。庞德引用过他的《死神的谐谑书》：“世界啊，世界！众神和仙女离开了你，因为你太聪明了，现在，你的苏格拉底之星，你的恶魔，伟大的潘，愚蠢，正与你分离。” 在评论著作中，庞德还把雪莱、济慈、拜伦、贝多斯、勃朗宁、丁尼生等人并置在一起，当他作这样的并置时，只有贝多斯一人是我所不熟悉的。这曾引起我的注意，考虑到庞德在评论作家时的审慎，一个诗人受到他的赞美并与其他普遍看来更有名气的诗人放在一起，肯定有他独特的理由。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贝多斯，但直到在阿什贝利的这本书中重新读到这个名字为止——作为阿什贝利讨论的系列作家中的第二个——我的兴趣才被再次唤起，并意识到自己更加密切地了解这个人的时机到了。 　　 但阿什贝利的这个传统是完全随机、开放的吗？我本人倾向于认为，一个诗人能够发明的“别样的传统”是有限的，在名单上能够排在前列、并引发其讨论兴趣的“小诗人”肯定是可以穷尽的。讨论“小作家”不仅更容易回避重复，而且能够更迅捷地展示一个写作者的阅读偏好和影响暗流。它是对自己文学隐私更为明显的出卖，因为在这个名单上，各个作家之间的重复接近于零。

  奥登的《十九世纪英国次要诗人诗选》成为后来人解开其诗歌秘密的钥匙。因为他，“轻体诗”更为20世纪的读者所了解。阿什贝利的这本小书同样如此。我们将因此记住更多以数学的密度、智性的织体及语言中的语调而迷人的小众诗人。 　　

  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20世纪诗人。 通过关注诗人写作及其生活的不稳定性，诗歌的片断性而非完成性，诗人风格的原创性而非与传统的关联，阿什贝利试图指出，并不是每个诗人都能像奥登定义的“重要诗人”那样，能够因为作品数量、主题范围、独创风格随年龄的更新等因素而稳稳当当地占据诗歌史的头面位置。

  但这些“次要诗人”，正因为曾经遭受埋没，所以重新发掘时能给读者带来新鲜的眼光；正因为他们的作品是有缺陷的，我们更能看到“大师们”为了完成杰作而对作品进行技术性修补的潜在过程，而在“大师们”已经完成的作品中，这种修补反而是无法被看清的；正因为他们与文学集团的隔绝或“短路”联系，其作品反而形成一种孤绝的样本，使我们认识到极度差异的文学的分子结构。其中一些人“在极少数最富创造力的作家中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仍然不为一般大众所知”，就这样，在阿什贝利的观察下，文学史牢固的金字塔结构一块块地被拆开了、松动了。 　　

  他的评论像是钨丝 经受持续高温后的变异状态 　　

  但也不能高估这些被重新评价的诗人的无名程度。这些有着“别样传统”的作家，其实都处于正规文学史的候补者之列。换言之，不是一个个在文学史中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突然获得了重视，而是阿什贝利把其中个别人的重要性次序进行了一种私人化的加权。 　　

  同时，阿什贝利明言，他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艾略特式的重写文学史的工作，他承认诗歌中已经被谈论很多的那部分的价值，比如前文提到的奥登、威廉斯、史蒂文斯等诗人，他们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约翰·克莱尔(1793～1864)，英国19世纪诗人。

  阿什贝利对他在这本书中所谈论的诗人的特殊处理，和他的诗歌呈现出相似的面貌：在高度思维活跃的前提下，把读者的智识带到一个巉岩般的高地，他的评论和他的诗一样烧脑，像是钨丝经受持续高温之后的变异状态。对这些未成熟的诗人而言，他们没有处理好的东西暗示了后来者工作的可能起点。阿什贝利作为一个“重要诗人”对这些遗迹的清理，当然也包含了提纯和回炉再造的工作，包括向读者调试好适当的频率，以使接受和阅读它们时，不至于出现偏差。 　　

  其中最为让人感动的，也许是本书谈论的最后一位诗人（尽管阿什贝利似乎最不与他相似）——戴维·舒贝特。他的《良善的情人》《密德斯顿居》《来访者》，即使转译成中文也是明显的杰作。阿什贝利对他的解读证明了自己健全的判断力——哪怕是针对一个处在情绪的克制与表达的双重张力中的诗人、一个斯特林堡式的幻象诗人，阿什贝利也表现了应有的风度和健全的鉴赏力。 　　

  阿什贝利提到了“原创性”，它显然是艾略特的“传统”的反义词，更确切地说，是“重要诗人”在风格上的反义词。大诗人往往都不是“原创性”的。但是对于理解戴维·舒贝特这样的诗人来说，“传统”的范式却失效了。有时候，强加传统于其上是对这些具有相对较短传统的诗人的贬低，他们的诗，不是通过扎根于诗歌的长时期分层般的土壤而形成的，而是通过与生活本身的肉搏。“十五岁之后便无家可归，靠卖报纸，做餐馆杂工、冷饮售货员、农场雇工及各式各样的工作来养活自己”，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原创性”的东西的来源。就好比在中国新诗中，很多年之后可能我们谈论海子，以及我们现在谈论邵洵美、朱湘等人的方式，都不是“传统”可以界定的。 　　

  阿什贝利选择的这些诗人大都处于语言的不彻底和表达的有效性之间。这种不彻底不能说是他们的缺陷，有时，至少是在阿什贝利的解读看来，倒像是他们风格中的恒定因素，是他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背景之于一出戏的关系，不管背景多么粗糙，但是作为有血有肉的部分，它是不可或缺的；当我们把它变得更为精致的时候，反而会对理解戏剧本身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些“小众诗人”告诉我们，生活并非总是能应付裕如的，他们的作品往往检视了他们捉襟见肘的时刻。和舒贝特这样的诗人生活上的失败形成对照，他们的作品的“失败”反而成就了其不可替代的杰出性，因为大诗人往往丧失了这样一种“反映”的直接与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