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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套儿童励志培养绘本（全10册）依据诚实守信不撒谎、我要更加勇敢、我能保护自己、加油不放弃、办法总比困难多、我要做一名优秀的学生、我敢承认错误、我是妈妈的好孩子、我可以管好自己、学习其实很快乐，这十个主题童趣温馨蕴含成长道理传递正能量，支持手机扫码在线伴读，给孩子沉浸式听觉体验，让孩子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关爱。

• 作者： 鬼腳七 发布时间：2014-03-22 23:12:12

  叶锦添明显人像拍得比风景好多了啊

• 作者： 堕落Oo天使oO 发布时间：2019-10-25 10:38:24

  这种纪实的小说还是看电影带劲。

• 作者： 象 发布时间：2011-12-26 12:35:37

  有些芜杂，提出的一些针对流行心理咨询概念的反对声音值得一探。

• 作者： cal 发布时间：2023-10-24 00:22:09

  看之前:这么厚，可见功底。看完后:翻来覆去说，真是又臭又长，没有多少惊喜……苏力老师说得对，有病，得治

• 作者： 很困的豆 发布时间：2011-04-09 17:07:31

  启蒙

• 作者： 花鳥KaCyou 发布时间：2024-01-07 19:59:02

  这回倒是没有选择把游戏剧情再复述一遍，但是依然选择了一个挺难绷的题材，起源的起源，谁有兴趣看啊。而且感觉人物还挺OOC的，巴爷直接变成憨憨恋爱脑，艾雅从独立女性变成让人讨厌的任性婆娘，两人在整个旅途中也没有多少成长，更没有更多内涵的恩爱，和以往刺客信条小说一样，都是在走个形式。另外，这故事其实还挺武侠的，少年寻父、练功传承、杀手千里追猎、决战前对峙心理战等等，可惜写不出那个味道，就连写武打也苍白得既不装逼也不起劲

• 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作者：任晓雯 发布时间：2013-12-02 11:09:45

  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读《大师与玛格丽特》

  □任晓雯

  一

  1930年的苏联。肃反、骚乱、饥荒……空气中弥漫着不安。被视为国家英雄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寓所开枪自杀。一个文学的肃杀时代到来了。

  该年3月28日，小说家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助理导演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做助理导演，我请求当个在编配角演员；如果不行，就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再不行，请苏联政府以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

  39岁的布尔加科夫，写作已有七个年头。他的小说《魔障》和《孽卵》，讽刺笔法触怒了“拉普”（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头头阿维尔巴赫。后者说：“一位不给自己穿上同路衣帽的作家正在出现。”布尔加科夫有了不妙预感。如同“水正渐渐漫过他的船”，铺天盖地的批评果然淹没他，他被指控为“严重反对苏维埃”。至1929年，所有作品无法通过审查。

  1930年3月，布尔加科夫的《莫里哀》被禁。彼时，他已开始创作《大师与玛格丽特》——作家本人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整个二十世纪最好的俄语小说之一。但在当时，没人知道它的长远命运。能够知道的是当下命运：它不能被发表。一位处于上升期的作家从公众视野消失了。以布尔加科夫之名活在世界上的，是莫斯科小剧院的一名普通职员。他焚毁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

  被禁第二年，布尔加科夫与伊莱娜•希洛夫斯卡娅结婚。这位妻子正是“玛格丽特”的原型。如我们在小说中读到，玛格丽特的爱情支撑大师。她是骑着刷子飞翔，具有女巫般力量的女性。她是一位保护者。

  结婚的同年，布尔加科夫开始重写《大师与玛格丽特》。六年写成，四年修改。期间还著有其他戏剧、评论、小说、翻译。它们无一发表，只拥有包括伊莱娜在内的寥寥几位读者。

  1940年——整整十年封杀之后，布尔加科夫因家族遗传的肾病去世。1966年，《大师与玛格丽特》终于初版，但删改严重，被删章节以手抄本形式秘密流传。1967年，在法兰克福，有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版本。但在布尔加科夫的祖国，第一个完全版本的出现，则要等到1973年。这时，距离作者过世已有三十三年。

  作家是孤独的职业。与内心搏斗，和文字纠缠，所有的惊心动魄，都在一个人范围内完成。与此同时，作家又最不孤独。他与读者的相遇，是不限时空的相遇，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文字是凝固的生命，阅读是伟大的复活。倘若作家知道，他不能与读者相遇，那会怎样？——会不会面对一种绝对的、死寂的孤独？

  在此境况中写作的布尔加科夫，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妨打开《大师与玛格丽特》，唤起布尔加科夫的灵魂，开始一场迟到的相遇。

  二

  《大师与玛格丽特》可归纳出三条线索：魔鬼在人间（莫斯科）、大师与玛格丽特、彼拉多与耶舒阿（耶稣）的故事。它们建构起现实、个人、信仰三个维度。彼此交错，互为映射，使整部小说犹如一座拓向无限纵深的玻璃迷宫。

  “魔鬼在莫斯科”部分，是交响乐式的写法，夸张又逼真，诡异且幽默，发挥了布尔加科夫一贯充沛的讽刺才能。魔鬼沃兰德带着四名随从，来到1930年左右的莫斯科，将这个城市搅得天翻地覆。1930，是现实飘摇的年份，也是布尔加科夫被禁的年份。这部小说，从最直接的当下开始书写。

  5月的傍晚，牧首湖畔，“莫文联”领导柏辽兹和诗人无家汉坐着聊天。“忽然，柏辽兹不再打嗝了，只觉得心脏咚地跳了一下，便无影无踪了。过了一会儿心脏回到原处，上面却像是插了一根钝针。不仅如此，他还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恨不得马上不顾一切逃离这牧首湖畔。”

  这是魔鬼的出场描写，让人联想《圣经》所言：“撒旦入了他的心”。（约翰福音13：27）柏辽兹的心先于眼睛感受到魔鬼。但在最初恐惧之后，他迅速镇定，重拾被打断的话题。

  他们正在聊的，是柏辽兹约无家汉写的反宗教题材的长诗。柏辽兹认为必须重写——虽然无家汉把耶稣写得不讨喜，但柏辽兹认为，耶稣根本不存在。

  这个时候，魔鬼化身而来，加入讨论。博学的柏辽兹，不屑于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五项论证，以及康德的第六项论证。魔鬼追问：“如果没有上帝，那么，请问，人生由谁来主宰，大地上万物的章法由谁来掌管呢？”

  无家汉抢答：“人自己管理呗!”

  对此，魔鬼反驳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管理。

  魔鬼的回复，涉及两个终极问题：苦难和死亡。这是人本身无法支配、管理、解决的两个问题，也是理解生命意义的两把钥匙。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不是《创世纪》，而是《约伯记（好人受难记）》。人为什么有苦难？《约伯记》对此有启示。我们看到，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答：“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约伯记1：8）接着，耶和华向撒旦谈论完全正直的约伯，并允许撒旦降苦难于约伯，“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

  《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魔鬼沃兰德大闹莫斯科，正是描述“撒旦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但在魔鬼之上，有一个更高存在：上帝。魔鬼在人间走动，是经过上帝允许的，是上帝旨意的一部分。一切苦难皆在于上帝的掌控，一切苦难里皆有上帝的恩典。人不是被盲目抛掷到世界上，白白受苦，然后白白死掉的。布尔加科夫隐而未述的含义，可从上帝是否存在的辩论里窥见，也在小说结局中被映证：耶稣派遣门徒马太•利未指示魔鬼，“带走大师并赐给他安宁”。

  牧首湖畔的辩论，仿佛全书的关键词提示。关于上帝、魔鬼、苦难、死亡的思考，波澜不惊地展开了。

  魔鬼沃兰德肯定耶稣存在，柏辽兹表示自己另有观点，还让魔鬼拿出证明。沃兰德说：“什么观点都不需要！这个人存在过，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任何证明。”

  并不需要任何证明。信仰不是被摆到桌面上的东西。它不可见，也不能被演示。然而，肉身所能见、理性所能认知的，是不是绝对领域？如果人尚未骄傲到自以为真理，就得承认：此领域只是人类存在乃至整个存在的一个层面，该层面里的事物不具备终极性质。在肉身之外、理性之上，也许有一个终极秩序——上帝。

  柏辽兹否认上帝，进而连魔鬼的存在也否认。沃兰德说：“我还是想恳求您一件事：您哪怕只相信魔鬼的存在也好嘛！我对您就不再有更多的请求了。您要知道，这是有第七项论证可以证实的，是最可靠的证明！它马上就会摆到您面前。”

  在柏辽兹反驳了康德关于上帝的第六项认证后，魔鬼展开“第七项论证”。小说第三章标题，就叫“第七项论证”，描写柏辽兹之死。这场死亡完全吻合魔鬼的预言——柏辽兹滑到轨道上，被电车车轮切下脑袋。

  魔鬼是存在的，他以柏辽兹预定的死亡，论证了上帝的存在。渊博却骄傲的“莫文联”主席死了，他的下一次出场，是作为一颗死人头颅，出现在撒旦狂欢舞会上。“在这张死人的脸上，眼睛竟还活着，而且还充满思想、饱含痛苦。”沃兰德对这位唯物主义者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得到什么。”他使柏辽兹永死，将他变成一件物品——杯子，让他不复存在。

  柏辽兹之死，让无家汉震惊。他想抓住魔鬼，却被人们当作神经错乱，送进精神病院。“无家汉”的俄文原意是“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隐喻看不见上帝的生存状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精神病院里，无家汉认识到上帝的存在，承认自己的诗歌糟糕透顶，并将过去的自我推倒重来。这位寡学而鲁莽的诗人得救了。他在院中结识了本书主人公“大师”。俩人的入院原因，都是因为揭示真理——无家汉坚持自己看见了魔鬼，大师创作了一部关于本丢•彼拉多与耶舒阿（耶稣）的小说。

  正当大师向无家汉款款讲述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时，平静的精神病院外，沃兰德将整个莫斯科搅得发了疯。谎言被揭穿，贪欲遭戏弄，好戏一出接一出。布尔加科夫笔下的魔鬼，读来既不可怕，也不可恶。荒诞中有真实，邪恶里有快意。他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人性之恶。也许，魔鬼早就来了，在人心之中，在谎言与贪欲之间，在莫斯科这座地狱之内。

  魔鬼沃兰德，又被称为“撒旦”、“黑暗之王”、“罪恶的精灵与阴暗统治者”。“沃兰德”源于《浮士德》，此名被提及过一次，即在瓦尔瓦普吉斯之夜，梅菲斯特要求让路时说：“让路，沃兰德公子来了！”

  小说开篇引用《浮士德》诗句：

  “……那你究竟是谁？”

  “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总欲作恶，

  却一贯行善。”

  这正是前面提到的《约伯记》中的魔鬼观。魔鬼“总欲做恶”，但在上帝这个更高秩序之下，恶却成为善的一部分，恶的存在成就了善。魔鬼，你究竟是谁？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是上帝掌控之下，行走于人间的力量。

  小说中的耶舒阿（耶稣），把即将处死他的总督彼拉多、杀人犯巴拉巴，甚至出卖他的叛徒犹大，都称为“善良的人”。人类内心的道德秩序，也是上帝安置于其中的。人因罪而恶，却因上帝的光照成为善。“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箴言16：4）彼拉多、巴拉巴、犹大……何尝不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小说中的魔鬼沃兰德，对耶稣门徒马太•利未说：“假如世上不存在恶，你的善还能有什么作为？假如从地球上去掉阴暗，地球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要知道，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

  在上帝的秩序里，有善，也有恶。有光，也有暗。创世之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世纪1：4）神并不因为“光是好的”，就消灭暗，他允许暗的存在，并将光与暗分开，形成秩序。有暗的存在，才能辨别光；有恶的存在，才能认识善。

  正如光与暗是上帝秩序的两面，耶稣与撒旦也构成《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两面。魔鬼的篇章是实写，耶舒阿（耶稣）的部分则为虚写。他与本丢•彼拉多的故事，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梦境、人物口述、小说手稿……时或，叙述者与故事中人重叠（比如结尾处，伊万梦见自己走上月光路）；时或，叙述者是布尔加科夫，是大师，是魔鬼。《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重构了与《圣经•四福音书》不同的耶稣受难记，将之打碎成片断，贯穿进整部作品。

  即使最为清晰完整的“魔鬼在人间”章节，也非“老老实实”讲故事，叙述者不断更替，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时时切换，使人读来不禁疑问：这是真的，假的？他是好的，坏的？正如沃兰德所言：“阴影是由人和物而生的。”小说中的人和物，也呈现阴影般明暗不定的色彩。这使得复杂精妙的叙述技艺，不再只是技艺，而成为思想的一部分。

  三

  《大师与玛格丽特》共分两卷，第一卷主线是沃兰德大闹莫斯科；第二卷才是大师与玛格丽特。这对真正的主角，在整本书中姗姗来迟。第一卷第十三章《主人公登场》，大师单薄的身影匆匆登了个场，而玛格丽特仅仅存在于情人的口述之中。到了第二卷，从第十九章《玛格丽特》开始，这对情侣走到前台，整座莫斯科城退至背景。

  这样的交错安排，使得小说呈现从众相到个人、从外部到内心的转向。当整个世界群魔乱舞、恶相丛生，万物以令人晕眩的速度旋转而起时，玛格丽特突然出现。她身穿黑衣，手捧黄花，“静静地走在蜿蜒、乏闷的小胡同里。”她是漩涡中央微弱却坚定的力量，将大师从毁灭边缘拯救过来。有什么能够抵挡绝对的黑暗？只有爱。爱就是光。

  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一个爱情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个人苦难的故事。

  大师是个“黑发男子”，大约三十八岁，胡子刮得很干净，鼻子高挺，眼神焦虑。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时的布尔加科夫，也是“大约三十八岁”，从照片看，有着与大师相似的外貌。是的，“大师”就是布尔加科夫——经过文字掩饰、技巧变形之后的布尔加科夫。

  “这个自称大师的人狂热地写着小说，女人也被小说深深地吸引着……她预言他会扬名天下，并鞭策他、鼓励他。从那时起她开始称呼他‘大师’。她焦急地等待大师写到‘犹太的第五任总督’的故事结局，用歌声般的嗓子一遍遍大声朗读她喜爱的句子。她说自己的生命就存于小说中。”

  然而，当大师“带着小说走向生活”时，他的“生命也从此结束”。批评家阿里曼撰文警告，有人“企图在报刊中混进一篇对上帝道歉的文章”。大师被批判是“彼拉多主义”，“这样的文章越来越多”。大师起初吃惊，既而恐惧，最后害怕。“小说的失败犹如恶魔，仿佛带走了我的一部分灵魂……我被焦虑情绪笼罩着，甚至出现了幻觉。”他焚毁了小说手稿。

  这些情节让人联想布尔加科夫的真实遭遇。被剥夺发表权利的他，借助大师之口，“哀伤又鄙夷”地说：“我已经没有了名字，我抛弃了名字，正如我抛弃了生活中的一切。忘了它吧。”

  也许正因大师与作者本人高度重合，这个主角反被写得面目苍白。大师的写作如有神授，他的恐惧、脆弱滑向虚空。当他被玛格丽特拯救，仍坚持自己的写作无用，宣称要放弃。他始终被环境裹挟，被外力推送。他是一个怯懦的人。

  布尔加科夫写道：“怯懦是人类缺陷中最最可怕的缺陷。”彼拉多是怯懦的，不想处死耶舒阿（耶稣），却忌惮大祭司和犹太民众；大师是怯懦的，焚烧手稿，试图放弃写作。布尔加科夫也是怯懦的，他描写大师的怯懦，从而省视自己的怯懦。然而，大师形象的苍白，何尝不是因为布尔加科夫有所保留？当他剖析自己的内心时，手术刀在最沉痛的那个部分止住了。在我看来，这也是怯懦的一种。十年沉寂和苦难，布尔加科夫与外界搏斗，更与内心搏斗。他拷问自己的脆弱犹豫，拷问写作的意义。这些灼痛灵魂的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

  与大师的怯懦相比，玛格丽特勇敢非凡，让我联想《浮士德》诗句：“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她是布尔加科夫第三任妻子伊莱娜•希洛夫斯卡娅的化身。正如玛格丽特拯救大师手稿，伊莱娜也拯救了《大师与玛格丽特》。

  为了爱情，玛格丽特不惜变身魔女，主持撒旦的午夜舞会。她“眼眸中有着女巫的目光、脸上凶残又冷酷”。然而，舞会结束后，她居然愿意牺牲与大师的重聚，去帮助女鬼弗丽达，使她免于永恒的惩罚。魔鬼沃兰德对此评价道：“仁慈有时候出其不意、鬼鬼祟祟地从最小的缝隙里爬进来。”凶残冷酷又仁慈，唯独没有怯懦——相比大师，玛格丽特是一个更生动迷人的角色。

  布尔加科夫最为华丽的文字，也献给了这位女主角。《飞翔》一章，玛格丽特化身女巫，骑扫帚飞翔。“隐形!自由!隐形!自由!”整部小说倏然超拔，峰回路转，由莫斯科的现实狂欢，转入地狱盛宴的梦幻狂欢。玛格丽特连接起了生与死两个世界。

  《撒旦的盛大晚会》，是小说真正的高潮和华彩。阅读过程中，我不断联想保罗•德尔沃的绘画：浓重阴郁的色彩中，骷髅和美丽的裸女并置。不同的是，保罗•德尔沃幽深宁静，撒旦晚会则血腥狰狞——一具具腐烂的尸体，复活成俊男倩女，经过一夜狂欢，重新归为尘土。我们常说，浮生若梦，是虚空，是捕风，布尔加科夫却把死亡描写得犹如一场梦。撒旦舞会一次次举行，死者们被一次次召回。他们死去了，却仍因生前所犯的罪而不得安宁（比如弗丽达，用手帕捂死亲生儿子，死后每天清晨醒来，都在床头柜上看到那条手帕）。

  在布尔加科夫眼里，永恒的家园就是安宁。安宁的本质是自由。小说结尾处，利未•马太说，耶稣已读大师的小说，请魔鬼“带走大师并赐给他安宁。”沃兰德问：“你为什么不自己把他带到光明之处？”利未说：“他不应该得到光明，他应该得到安宁。”

  大师死了，跟随魔鬼离开世界，他终于拥有“冷漠的宁静”，再也不需要写作。“大师的记忆、大师的焦虑，那如针刺的痛苦回忆慢慢开始消失。有人赐予大师自由，正如大师赐予自己创作的主人公自由一样。”大师为彼拉多的故事添上结局——他“赦免了占星术师的儿子、犹太的第五任总督、金矛骑士本丢•彼拉多。”

  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作的主人公，安排了这样的“大赦和永远的避难所”，可以窥见写作之于布尔加科夫，是自我拯救之道，却难以成为“永远的避难所”。他所企盼的安宁，是在肉体死亡之后，在放下纸笔之时。这种绝对而永恒的内心秩序，是自由，是天堂，是耶和华的赐予。“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出14：14）”而彼时彼刻，身处死寂般的孤独之中的布尔加科夫，也许并未籍着写作《大师与玛格丽特》，抚平灵魂深处的不安宁。

  写于2013年5月25日星期六

• 误读

  作者：BLAKE 发布时间：2008-12-24 14:37:29

  误读

       当我们在面对大量的文学评论，有时候不得不做这样的考虑，我们是不是总是在寻找一个代替我们思考的脑袋，尤其是面前摆着是象《局外人》，《鼠疫》这样的小说。而被我们所寻找来的脑袋所作的思考往往是剔除了个人阅读体验的思考，它更像是一种专为普罗大众而预备的解读，它所思考的出发点是你们（站在思考发出者的立场）或者是我们（以产生共鸣为基础）而不是你或是我。但凡你所能从书本之中所寻找到的解读（事实上当我们面对上世纪80年代母语作品也常常是如此）时常会被拿来进行时代或者是历史的阅读，然后打上标签。它被抽象或者凝结成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就像所谓“对司法制度的控诉”“对二战的影射”，一部作品在这样的转述中被抽空，显得极为苍白和无力， 而对于那些刚从原著晕头转向地走出来的阅读者来说，他们无疑将开始另一场误读，盲从于已有的结论笃信不疑。一部作品不得不被打上标签，所以误读是需要也是必然的。尤其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误读可能意味着某种偏差，但是却无限接近真理，最容易成为真理。

  这样的标签或者可以称之为关键词，是我们进行阅读的航标，它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让你保持一个稳妥而基本正确的方向，然而你是否会因此而错过其他的风景则不在它的考虑范围。它显然是缺乏异彩的。说句实话，关键词有时是令人作呕的东西。我们总是要面临这样的选择：是按照导游图来走，还是愿意自己闲庭信步。而看看那些关键词，你会发现它们往往大同小异，无疑是历史的，政治的，或者是道德的。

       然而一流的小说必然是超越于一个时代的，或者说是超越于历史的（具有历史的延续性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小说或许真的是历史的附庸，不过是历史的艺术化呈现。在《鼠疫》诞生的若干年后，你依旧能在不少版本的序言中看到这样一句话：这是有关二战的一个寓言，或是反复出现“二战”的字眼给予读者鲜明的暗示。似乎《鼠疫》完全应当归功于历史，“即使许多读者认为这部作品取得了成功，那也是战争部分起了很大作用”（《阳光与阴影P118）。但是显而易见，《鼠疫》又完全不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加缪事实上在讨论一个有关荒诞以及存在的问题，或者说“使这层含义（我们曾经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生存概念”（加缪《记事》），鼠疫是人的一种处境的象征，“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的恐怖，圈禁，流亡”，而在小说之中着重突出则是人在荒诞中觉醒后的群体性反抗。笼统的历史的解读是不能让作者满意的（尤其是对于提出反抗历史的加缪，当然两种历史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也不能让阅读者信服。我并非在为《鼠疫》唱赞歌，只是想申明它绝对不会是“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 不是镶嵌在历史的壁垒之中。“二战”这样的标签给《鼠疫》所带来的是“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混淆，《鼠疫》被概括为“一个二战的寓言”肯定是加缪所不希望的，只可惜他不能从墓地中爬出来进行辩护。

       加缪需要为自己的作品进行辩护（包括针对于类似于本文这样不负责任的揣测）不仅仅限于《鼠疫》。如果说《鼠疫》是因为二战在无形之中被削减了魅力，那么《局外人》无疑是被道德和政治所累。小说在发表之初就被很多人指责为不道德，非道德的小说，“似乎背上了精神消极，道德沦丧的可悲声誉”，而在意识形态与法国截然不同的国家里，很多评论家或是研究者更加热衷于认为这部小说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司法程序的一种揭示，尤其是其罗织罪名的邪恶性质。虽然有关荒诞的问题仍然被人们提到，但是显然上述的阐释在某种程度更加的炫人耳目。而20世界小说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探究在此时却很容易被人所忽视。加缪自护似乎在自己的作品面前失语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过于显性的社会，政治的寓言是不是总能造就一部经典。奥威尔的《1984》是否会比他的《动物庄园》更为优秀呢？当你翻阅完《玩笑》时仅仅是记住了托洛斯基的“玩笑”，这是否会让昆德拉感到失败呢？突然间感叹起王小波的睿智，因为他知道如何让性超越和消解历史以及政治，更不用说道德了。或许对于很多作品来说，脱离不了的政治，历史，以及道德，只不过是作品的底色而已。

      误读有时候不仅仅是对作品的误读，其对象也往往会出现在作者本人的身上。而在存在主义者中尤为明显。从海德格尔，马塞尔到马尔罗，很少有存在主义者是自愿接受这个称谓的，即便是萨特也是如此（在思潮一发不可收拾之后，萨特才欣然地戴上了这顶十分受用的帽子）。加缪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即便是承认，也需要再三声明自己是一个不同于萨特的存在主义者。但世人对他的误读难道仅仅限定于此吗？当他的名字和唐璜，浮士德（还有加缪打算创造的“唐 浮士德”）紧密相连的时候，人们开始念念不忘他的那句“不是活的更长，而是活的更多”，这多少有些类似于人们眼中的伊壁鸠鲁或者是中国的杨朱（人们往往会将穷尽生命曲解为生命的放纵），而对于加缪来说，或者是从他诸多的作品中抽象出来的更多则是一个有清醒认识的堂吉诃德，一个不排斥肉体的斯多葛。

       当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误读所带来意想不到又在意料之中的助益。即促生了一部含混的作品。可能过多的赘述令人厌恶，但仅仅从萨特一个人对《局外人》的解读我们就可以得到粗略的体会（人们在分析这部作品的时候其喜欢引援萨特的看法并做出各异的阐释）。他曾经也将《局外人》归结为出众人皆知的模式 ：“一部篇幅不长的道德说教小说，说到底，十分近似伏尔泰的故事”，而后在《时髦》杂志上又称“这种文学努力描绘人类形而上的生存条件，于此同时又全部得投入社会运动。”萨特的前一种解读完全是出于道德的角度，而后一种则较为中肯（但依旧不能称之为准确），也符合在创作上十分注意当下性和社会化的加缪的风格。甚至在他的评论你也能发现类似于评判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的解读。对于其他人的其他解读就更为丰富了，诸如莫尔所的俄狄浦斯情结，被谋杀的阿拉伯人。多解与含混显然使得《局外人》成为了一部幸运的作品，但同时也不是不幸的。因为加缪似乎越来越没有了发言权。但他至少还能说上这么一句：“《局外人》尽管是一部将逻辑推到极端，直至消亡的小说，然而，切不可认为这部作品是单一线型的或是呈方程型的。”

      当我在反复情调作者加缪的解释时，另一个与误读相关的问题又出现了，作者是不是一定阅读者更有解读的权利，或者说他的解读更具有权威性呢？这可能是个很荒诞的问题，或者说是很用破坏力的问题。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即作品完成之后，已经与作者无关。作者与读者在作品面前地位同等，就阅读来说，甚至还存在着一种障碍，因为作者的阅读指向是唯一的。不得不承认，这也为误读提供了极为正当的存在理由，也是如加缪所说的对小说绝对化的一种反抗。

  由此可见，误读又不是应当受到全盘否弃的。可以说，没有那一种解读不是误读，也不存在一种毫无合理性的误读。阅读者意识到的误读只不过是在警惕一种不负责任的解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