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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1987 发布时间：2023-07-16 19:15:37

  酷

• 作者： 三缺一的小猪 发布时间：2013-09-09 13:00:03

  著名的《穿靴子的猫》的姊妹篇吗~~^_^

• 作者： 罗马市民 发布时间：2022-05-01 13:26:57

  选了自己感兴趣的篇目看，有几篇非常对我胃口

  乌克兰 塔尼亚•玛利亚尔丘克《我和我的圣牛》

  罗马尼亚 丹•兰努《晚七点爱妻》

• 作者： 桑 发布时间：2023-11-16 23:01:58

  又重读了一些喜欢的段落，改成5星吧。要记得走得更远

• 作者： mover 发布时间：2015-05-08 01:24:01

  我要是生个孩子也让ta读这本书，鼓励ta学生物学

• 作者： 普信宅男口口桑 发布时间：2021-12-08 10:19:30

  字里行间可以看的出作者写作时候情感 时而放松 时而悲痛 时而无奈 整本书读下来就像是再听作者面对面交流一样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会穿插自己的个人感受 只是结局有点太过理想化 不过倒是契合全文的风格

• 错误的战争

  作者：kevinou 发布时间：2011-02-28 18:05:42

• 张天弓：毕罗《尊右军以翼圣教》简评

  作者：壹卷YeBook 发布时间：2020-06-02 11:32:01

  意大利青年汉学家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先生的中文书学专著《尊右军以翼圣教》，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王羲之研究的最新成果，学术个性独特，值得关注。

  今年5月，在“王羲之与二王学的构建”的“绍兴论坛”上，毕罗作了《从唐代集字碑看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存亡》的主旨演讲，引起热烈反响，我情不自禁对他说：“在台下听你演讲，已完全没有你是意大利人的印象了。”我们交了十六年，现在看到他是在说中国书法研究的“内行话”了。

  

  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书法有年，毕罗不同，是在中国本土学习书法，从语言文字开始，从深入其境开始，又长期临帖、读帖，手头上在不断积累功夫，我见多他许多临习“圣教序”的墨迹，今年5月他在《书法报》访谈现场写的草书，就是从“圣教序”出来的。白谦慎先生说过，目前在欧洲毕罗研究中国书法是做得最好的，这是指汉学界。看这部著作中提到西方汉学家对于王羲之《行穰帖》的理解，就知道其中的差异有多大。

  毕罗对中国书法的热爱与执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特别关注他进入中国书学研究的进展，进展到什么程度。以前读过他研究唐代孙过庭《书谱》的专著，是他将原英文本博士论文专门翻译成的中文本寄给我的，还知道在他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多年教授中国古代汉语，曾经将李白的诗作翻译为意大利文出版。近些年他在欧洲发表了数篇研究书论的英文论文，在中国发表的中文论文，一直期待着他的书学研究进展，现在看到的就是复杂的综合性专题的总体掌控：章节细分的条目标题，这部中文专著的出版就是一个显著的标志。

  书稿先是英文，欧洲的出版社大约2020可以出版，不料先在中国出版了中文本，这也是毕罗最期待的。出版社有眼力。我先读过中文的书稿，获知要出版，就想写书评，读这本书的感想。不是毕罗的约稿。在绍兴的兰亭雅集中，毕罗向我吐露了他的一个心迹：“要写一本研究王羲之的书。”这是他的治学梦想“王羲之研究”的第一部，可以自成一说了，显示出他的研究路径与独特视角。

  第一、“书法艺术社会学”的切入。这部专著特别强调：《集王圣教序》“实际上正是中古时期书法活动与当时社会及政教局面紧密之结合”；“倘若忽略了这一点，无疑会阻碍我们对中古社会文化现象多样性的了解”。所以，毕罗的这个专题研究是从佛教及其佛教艺术的转入中国开始的，怎样与唐王朝的政教关联就成为一个核心问题，所以书中非常细致的考证这种关系，尤其是李氏朝廷与玄奘及僧侣集团的纠葛对《集王圣教序》的影响，他的结论很细致：是在佛教尚未完全中国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实是说《集王圣教序》，在助推佛教的完全中国化。我认为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当时，欧洲还处于中世纪，只是在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才逐渐生成出“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近代美学理念。这部专著结论是：《集王圣教序》是“佛教艺术”，意思就是书名所表述的“尊王羲之（书法）以翼圣教”的意思。“佛教艺术”这种提法，可能会有“疑议”，书法有没有“道教艺术”、“儒教艺术”呢？这个提法只针对《集王圣教序》是适宜的。毕罗本意是，用“佛教艺术”更能表述李唐王朝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衔接，佛教文化在中亚、东亚、南亚的影响与传播，《集王圣教序》只是其中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点”：皇上、高僧、书法艺术三对一。

  核心问题是，中国书法是汉语言文字中的一种特殊艺术，既有类似“艺术为艺术”的“目击道存”，也有“人书俱老”的艺术人生，还多种多样的社会功用，如政治、宗教。这种复杂的关系，在初唐的孙过庭《书谱》就反映出来了，然后再到盛唐张怀瓘《文字论》中升华为“简易之道”，用“一字可见（同“现”）心”来合理的区隔“文”与“画”。这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书学传统。所以，我们对于书法作品《集王圣教序》是“佛教艺术”，没有更强烈的感受，印象深刻的或许是“写经”、“刻经”，包括北齐的摩崖《金刚经》。但是，毕罗的学术视角多一个西方艺术史学术传统的背景，这就是关注艺术与政教的关系。但他不是简单的类推，而是进入中国唐代书法的语境。这里仅举一列，他在唐太宗《圣教序》的文本中找到“世”“民”二字的并用，唯一的一次，是独具汉语文化“慧眼”的。相关考证还有不少新见，这里就不复赘述了。

  笔者想说明的是，这部专著把《集王圣教序》界定为“佛教艺术”，解说为“佛教信仰、皇家支持与书法魅力三者合一纪念碑”，可以自成一说，但这不可用我们熟知的传统社会学方法去理解。若作如是观，那就觉得这部专著的主要论述也不过如此了，老调重弹，甚至还会质疑“佛教艺术”一说。这部专著是一种“艺术社会学”新方法的介入。需要使用“书法社会学”这个新提法。个中理由不用细说，语言文字系统本来就是社会性的。其实，我们已经积累大量的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但缺失严格的学科性。我们亟需“书法社会学”与“书法心理学”的学科建设。

  第二、科学的实证方法介入。这是艺术社会学常用的基本方法。这部著作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量常用对比分析、数据统计、字迹图版并列。除了考证“佛教艺术”之外，还有“集字”与“书作字迹”两个序列尤为凸显。

  

  有意思的是，毕罗把“集字”从我们习惯的南朝梁代的“千字文”集字，扩展到北魏江式的文字学研究，即字书《古今文字》，甚至溯源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实证方法看，这种路径是正确。顺便提一下，启功先生《说“千字文”》提出的“集字工具”的假设，可以从王羲之的《小学篇》去作解答。至于许慎的文字学，可以从西晋卫恒《书体书势并序》去理解《说文解字》与书学的转换关系。笔者已作详细考证了。

  这部著作最着力的是王羲之现存作品字迹的比较与统计，毕罗想构建起一种以《集王圣教序》为中心点的认识王羲之书法的理论模型。这是一个大胆的创新，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论点。例如，他在绍兴论坛上用“字迹图形”演示，提问“为什么《集王圣教序》”不用《兰亭序》中的‘永’字？”，这是研究者所忽略的一大疑点。还有对《集王圣教序》拓本字迹，比较神龙本《兰亭序》所发现的诸多枯笔。可能唐代流传的《兰亭序》可能有多种传本，应该不限于我们熟知的神龙本与定武本。还有这本专著穷尽性的字迹比较，推测怀仁集字的艺术处理属于艺术创造。这不是说毕罗比日本学者、中国学者更有眼力，而是说“自下而上”的实证比较中能发现的新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这种西式的实证能够很快的与中国传统的考据对接？如何对接的？当然，这种实证比较，毕罗还可以继续深入做。

  笔者想建议的是，《集王圣教序》与王羲之的“自然书写”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单字字数的优势无法与精拓摹本原迹相提并论的。这涉及书法本体的核心问题：字势向字组、字行的演进，是书法审美的升华。我觉得毕罗在理解中国书法的“临时从宜”是有深切感受的，只是在论证的表述中，更要妥帖处理好两个层面的关系，对书法本体的审美与实证方法有一个合理的区隔与关联。还有一个建议，关于唐代存世作品的卷、行、字数的交换计算，从文献记载推演时限需谨慎。首先唐代书学文献本身是个尚待考察的问题。其次，实际的集字、上石、镌刻的情况非常复杂，用字数计算《集王圣教序》的用时只能是一种底线性的参考。差几块石头，欠几吊铜钱，刻工探亲等，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了。

  

  第三、提出关于研究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总体构想。客观的说，这不是这部专著的重点，不过这是毕罗研究王羲之的底蕴，而且用实证、统计、表格的方式有所展现。最为重要的是，毕罗关注的核心在王羲之艺术创作的审美价值。他在绍兴论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次来绍兴，我的老母亲问我，又去“中国绍兴”干什么？我回答我母亲说，意大利有位艺术家叫达芬奇，有一件艺术品叫《蒙拉丽莎》，中国也有一个达芬奇，叫王羲之，也有一件《蒙娜丽莎》叫《兰亭序》，我这次去“中国绍兴”就是这个达芬奇作《蒙拉丽莎》的地方去讲宣我的研究，我的母亲就点点头。我理解这个简单的开场白，流露出的是他研究王羲之的要旨，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所以他的研究思路非常开阔，从中国书法史看王羲之，从王羲之看中国书法史。研究王羲之，重点在书法审美，他的这种理念是难能可贵的。

  近代以来，日本学者、中国学者关于王羲之作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研究者心目中，都有关于王羲之的一本账，都有自己的研究路径与学术个性。毕罗非常谦逊，遵循学术规范，关注既有的学术积累的。这部专著可以看出，在日本学者研究成果中统计出来的王羲之传世作品基本状态与数据。没有这种大量的做功课，关于《集王圣教序》与王羲之存世作品字迹的比较无法进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毕罗关于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研究，是用中西两种语言在阐述研究成果。这部专著本来就具有中文与英语的两种版本，这已经开创了西方汉学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新起点了。这部专著是英译中，下一部专著可以是中译英。除了中西文対译之外，毕罗的王羲之研究还可以作中西文化对释，这部专著关于中国书法的本体意义及“集字”特性与西方现方近现代的美术“拼贴”的比较分析，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的思路总是想“引入”，其实，中国书法走向世界是一个客观的命题，至少毕罗是这样判断的。

  简单的说，毕罗关于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研究，是中西的“对证”、“対译”、“对释”。在接受《书法报》访谈时，他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文化传播就是临摹。”“临摹”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用语。他年轻有为，他的“王学”研究已经从“临摹”进入到“自出新意”了，下一步就是“自成风格”。路漫漫其修远兮，毕罗是有信心的。

  2019年11月12日于武昌

  （载于《中国书法》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