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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海嘉丶芙格薇德 发布时间：2022-01-23 16:20:05

  席勒的画超级好看啊……

• 作者： 愚公 发布时间：2018-06-26 09:40:08

  马基雅维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如果说，君主论是偏向理论，李维史论是夹叙夹议的话，那么这部佛罗伦萨史，则是正经八辈的历史，而且是当时的近代史或者说是当代史。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没有比意大利更为重要的地域了。他写罗马是写这片土地的古代史，要用古代那些英雄激发当代的英雄勇气，而写近代史，则是一如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分裂的屈辱的历史，内部的战乱和外部的入侵就是家常便饭。这样的历史，其实就是马基雅维利撰写佛罗伦萨史的背景。这部书，可以说是写历史，也是可以说是写一部屈辱的近代史。这样的历史，其实跟君主论、李维史论一样，都是为了服务于让意大利能够独立，能够团结一致，能够抵御外敌。可以说，这是马基雅维利以佛罗伦萨为鲁国，撰写的一部意大利春秋，至于说能否用这样一部历史激发民族热情呢，历史已经从地中海到大西洋了

• 作者： 一个收银员 发布时间：2021-08-14 18:16:19

  挺好的，详细介绍了梅森杯的用法，主要是酱汁挺麻烦的。里面提到把蔬菜焯水是很好的方法，之前一直想生食，不仅难吃，体积也大，吃的累。

• 作者： 世彦君 发布时间：2013-04-09 10:03:57

  船上见真情。

• 作者： 晓晓 发布时间：2023-03-01 15:14:22

  企业家 现实 人生哲学

• 作者： 狐童子 发布时间：2022-06-08 00:51:58

  看的第二本Matt Ruff作品，非常期待罗比演的电影。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的一本书，以精神科医生与奇怪的女犯人的对话展开，它可能讲的是一个女人加入神秘组织惩奸除恶的超级英雄SF无间道，又可能只是一个女人无法面对年少时不可挽回的过错，以荒诞的幻想来粉饰糟糕的现实人生，因心中沉积的罪恶感而分化出两个自己，不断撕扯交战无法与自己和解。至于读者选择相信哪一个故事，似乎也并不重要了。

• 要想妹子撩的好，喝杯红酒少不了

  作者：还是隐姓埋名吧 发布时间：2016-05-07 22:59:30

        据某国外一流大学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喝一大杯红酒能使人面色绯红，自信增加，进而使饮酒人在异性眼中更具吸引力，也更可能撩到妹子。研究人员测试了40位异性恋的男女学生，让他们给三组人的吸引力程度排序。这三组人的状态分别为：清醒、微醺和醉酒。研究发现，喝了一大杯250毫升(即三分之一瓶)、酒精含量为14%的红酒的微醺者，被一致认为“最具吸引力”……

        好了，以上这些都是我瞎编的。其实红酒最普遍的撩妹子作用还是像电影里放的那样：包下一个贵死人的餐厅，然后烛光音乐、红酒牛排、法国管家什么的最管用了。

        当然，葡萄酒的作用不仅仅是用于玩浪漫，还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犹记得曾经在不知道哪里看的一篇文章，讲述的是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然后作者就对自己的租房进行了一个大改造，尽量让自己在一个舒服小资的环境里奋斗。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工作和设计有关吧，装修完的效果看着确实感觉很不错，都想请作者给自己来一个了。其中最让我惊奇的是，作者特地买了一个放葡萄酒的架子！只因为她喜欢喝葡萄酒。

        ( ⊙ o ⊙ )啊！一个多么能装逼的东西，竟然就这样活生生的出现在生活中了。人和人之间还能好好比一比么？！

        因此在书店看到这本《你不懂葡萄酒》，就果断入手了。书中最令我好奇的就是侍酒师这个行业，居然有这么多门道！不就是伺候人喝酒么？记得曾经看的一些欧洲中世纪的电影和小说，里面的仆人和管家最高的追求就是赢得绝对忠诚的名号，而这也代表了他的社会地位和所能获得的尊重。当时看完之后就想资本主义真是水深火热呀，居然把人的价值观就这么给偷换了……

        但再往后看，发现侍酒师其实是个很快乐的行业。因为如果你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你自己自然也是很快乐的。侍酒师并不是把伺候人当做一种信仰和目标，而且在努力为他人创造快乐，从而实现自己价值的过程。嗯，听着就感觉像主旋律的主角。

        书中介绍了葡萄酒的各种历史，基本上是一本非常全面了解葡萄酒的书了。在此之前，我对葡萄酒的了解，还停留于第一次喝红酒的时候，当时觉得并不怎么好喝，而且味道很涩很苦。这时有人说可以雪碧兑红酒喝呀，于是试着喝了一下，甜甜的，味道还不错。但这样兑的话，红酒就不是红酒的味道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还是就那样喝了。

        然后我竟然没有喝过白葡萄酒！是看这本书才知道有这种东西！顿时感觉到一个大写的“穷”浮现在脑海，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 致命的深度

  作者：光荣与梦想 发布时间：2013-01-23 14:53:36

  在新近出版的《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里，徳裔学者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给出了一对颇有意思的命题：一条来自沃维格纳的前浪漫主义宣言（“伟大思想来自人们的心灵。”），另一条则来自法国作家瓦莱里（“我们最重要的思想是那些与我们的感觉相悖的思想。”）赫希曼引述尼尔斯·波尔的分类，将前一种命题视为“简洁明了的真理”，后一种则被视为“深刻的真理”。[1]赫希曼的例子，多少道出了当今时代的文化特质，较之于沃维格纳，瓦莱里的洞察可能因他的“深度”更得人心，因为有深度的东西总是好的。

  然而，深度未必是好的，这个常识值得反思。尽管知识分子们正齐声谴责这个时代的“去深度化”，但“深度”从未淡出时代，失去它的魅力和市场。“深度”是诱人的，即便肤浅之人也会对深度表达敬仰与崇拜。人们深知阅读需要深度，写作需要深度，甚至感到为人也需要深度；但对深度为什么重要，深度能够做什么，知之甚少；更没有觉察到深度正扮演着巫师的角色，强烈地腐蚀着这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乔纳森·卡勒说，“如果它们果真非常极端的话，对我来说，它们就更有可能揭示出那些温和而稳健的诠释所无法注意到或无法揭示出来的意义内涵。”[2]对于这种言论，波普尔很是不屑：“十分遗憾，许多社会学家、哲学家等等，传统上把使简单事物显得复杂、浅薄的事物显得困难的讨厌的游戏视为他们合法的任务。”[3]

  作为洞悉事物本质的“深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追求深度又有什么不好吗？思想的深度又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深度之国”的德国无疑是绝佳案例。这个以“深度”著称的国度曾经发生的大屠杀迄今令人困惑。德国当代学者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近作《德国历史的文化诱惑》（The Seduction of culture in German history）中指出，德国式深度具有致命的局限。这种深度在使德国成为文化巨人的同时，却导致了其在政治上的侏儒化；使其在整个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先于现代政治的实践，对本土文化的迷恋多于对普世文明的接受，对思想深度的崇拜高于对政治正义的关注。这种德国式的深度，或许是解释德国历史教训的另一条路径，也能帮助我们澄清当代文化中一些令人不解的问题。

  文化与政治的断裂

  没有人会怀疑在世界的思想版图中德国文化的地位。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都少不了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要说德国思想自18世纪始引领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进程，并不为过。在思想的深度与原创来看，德国的确展示出它的卓越。不过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德国式的深度是以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断裂作为代价的。德国人对思想文化极为狂热，却对现实政治实践极其冷漠。“我坚持认为，对文化成就的过高评价，以及‘对政治表现出奇怪的冷漠态度’，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其表现程度也比在其他国家要强得多。”[4]沃尔夫·勒佩尼斯作出上述判断。

  这种在文化上的狂热和政治上的冷漠，在二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据说当时对希特勒和大多数德国民众而言，最可怕的不是战争中大型住宅军事设施被摧毁，而是伟大的艺术作品遭到了损毁，最悲哀的不是德国城市德累斯顿三万人在空袭中丧生，而是这座城市作为艺术象征的圣母教堂被夷为平地；“真正的灾难是美丽的古城、古老的教堂、洛可可式的宫殿、巴洛克的城墙和中世纪的街道全部成为废墟。”[5]在战场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士兵有着德国士兵那样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据说他们的背包里塞着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的作品[6]，他们的飞行员能够以古典音乐作为军事指令，毫厘不差地赶赴目的地，这些有着如此高雅艺术品位的战士，毫无反思地忠实执行着领袖发布的命令。这些似乎表明：“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7]。

  这种德国特有的现象挑战了我们原先既定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有深度的就是好的，追求深度能带来政治清明与社会正义。恰好相反，深度竟然还极其丑陋且反动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了。

  不过该问题在德国史上由来已久。同为启蒙运动，当时尚未统一的德意志地区也呈现出与英、法启蒙运动截然不同的诉求。文化史家彼得·盖伊（Peter Gay）指出：

  法国方面，他们在对抗教会和国家时，特别强调言论自由和合乎人道之刑法的创制，还有特别重视‘迷信’的破除。在英国，特别是从事文学活动的人，他们反而非常满意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在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则显得相当孤立，也很无能，甚至几乎毫无政治色彩。[8]

  德国启蒙运动仅仅是文化思想层面的，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当时就有人说，现代英国首先思考的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话，现代德国首先思考的却是国家的权威与尊严。这是“一个永远需要‘殿下’‘阁下’等辞令不绝于口的国度”（伏尔泰语），这是“欧洲最具奴性的国家”（莱辛语）。尽管是德国人康德为启蒙运动作了最为深刻的阐释与总结，但他本人亦常常迫于德国的政治环境而难以做到“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于是，思想归思想，政治归政治成为了德国历史的宿命，也成就了一种特别的深度。因为这种深度是在对政治的冷漠与清高中产生的。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K. P. Fischer）指出，德国的思想从不触及政治，他们的思想家把“自由看成是路德宗所谓的个人精神的自由，一种自我发现的精神过程，与外部必须严格服从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瓜葛”，他们只是“预想一种建立在纯粹的美学和精神层面上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却忽视了改变政治体系的重要性”。[9]此后的19世纪，席勒以及德国浪漫派着手以文化取代政治。席勒的审美教育的初衷是走向现实政治，却最终落实于审美超越。尼采思想中的反政治倾向更为之推波助澜。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繁荣必将以政治上的失意为代价，文化与政治共荣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政治病榻上，一个民族通常自动年轻化，重新找到它的精神，这是它在对权力的追求和维护中渐渐失去的。文化的最高成就应归功于政治上衰弱的时代。”[10]为了某种文化上的深度而不惜付出政治的代价，这在德国已成共识。

  文化与政治不平衡的发展模式，最终结出魏玛共和这样的畸形果实。在文化艺术的创造上领风气之先，在政治上却疲弱不堪。从德国政治家到知识精英再到普通民众，德国人的政治能力却又贫乏得让人震惊。他们不屑于琐碎的政治事务，却每每为极端主义的美学魅力所诱惑；他们对宪政民主的厌倦最终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希特勒终让他们以某种美学的方式参与到了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政治狂热中去。但问题是这种深度背后的冷漠与清高，又如何跟另一种狂热的政治走在了一道呢？那些有深度的思想家既然这么不屑于政治，又如何最后又晚节不保了呢？

  现代性与德国性

  的确，美学趣味会让人对现实政治产生极大的厌恶。据说，许多追随希特勒的知识分子在罗姆大屠杀发生之后，与纳粹政权分道扬镳。但论及原因却令人惊讶：“令他们不可忍受的倒不是他们发现纳粹的杀人小队在清除‘二次革命’的危险时的残忍行径并不合乎律法，更多的是因为这种行为毫无品味。对于这些同情者来说，形式要比内容重要的多。纳粹的罪行在他们心中激起的不是道德恐慌，而是美学失望”。[11]问题在于，审美能够指引人走向正义，那么它会不会同样带人走向邪恶呢？当希特勒的屠犹变得“精致”，国家社会主义呈现出美学品格的时候，他们又该如何抉择呢？法西斯美学也同样迷人的很，苏珊·桑塔格曾为此专门撰文讨论了女导演里芬斯塔姆。

  很多人希望以美学的理由为历史上不少愚蠢的选择开脱罪责，其实他们常常忽略了一个现象：一个对民主政治表示不屑的知识分子，往往并不反感极权政治，尽管他一再宣称他对政治毫无兴趣。这种“不屑”与“不反感”之间应该是存在情感区别的，这也表明看似纯粹的美学趣味和文化深度背后，其实是有政治情感作为支撑的。我们不能认为他们主动表达了某种政治态度，但至少他们纵容了这种政治的发展。

  埃利亚斯指出，其实德国人对“文化”的推崇其实存在着某种负气的成分，并以此希望与英法的“文明”相对抗：“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中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见，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症候，即政治与国家事物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和骄傲。”英国的以赛亚·伯林也看到，德国在近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能像英国、法国，甚至像荷兰那样建立起一个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各种战争使其分崩离析。在某种意义上它摧毁了德国精神，致使德国文化萎缩成一种地方性文化。这种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受伤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耻辱的产物。[12]

  耻辱感与民族主义成为了德国文化审美背后的政治立场，也导致了德国思想中强烈的反现代倾向。尽管它可能如伯林批评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地方性文化，但它的那种边缘性的视角，那种有意地抽身现代世界之外的立场，意外地造就了德国思想在现代性反思事业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也正是它的那种反思性与激烈的批判性，成就了它的深度，即便这种深刻背后存在着无数不为人知的怨恨。这些怨恨，使德国文化沉浸于自我迷恋，放弃政治责任，并沦为狭隘的审美主义。即便奥斯维辛后，德国顺利地走上了现代性的宪政民主道路，但这种源自于18和19世纪的德国性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克服。在20世纪，它只是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变身为现代性批判，它不但依然构成了当代德国思想的主流与特色，而且也成为了德国之外其他现代后进国家民族主义叙事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德国式的深度并非厌弃政治，而是厌弃现代性的民主政治。它的深度崇拜虽然与对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的冷漠并行，而支撑这种深度崇拜背后的恰恰是另一种富于美学意味的极权主义政治。民主政治是肤浅的，他们在内心深处渴望深刻的政治。从浅层次说，反现代性出于美学趣味；从深层次看，反现代性是个人及民族自尊心的实现方式。“法西斯主义是令人厌恶的，不是因为德国人曾经实践过它，而是因为它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被实践。” 恩岑斯贝格对大屠杀的反思极具代表性，正是在把对大屠杀的反思与现代性而非德国性关联起来的过程中，他就提出了颇有“深度”的观点。

  类似的还有：阿多诺号称在美国发现了另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并在现代性的逻辑里，读出了启蒙的邪恶辩证法。战后的海德格尔虽已臭名昭著，但它的学说却依然有着惊人的影响力。他依然坚持他对现代性所采取的攻击立场，却从未真正意识到正是他为现代性之毒所开的药方本身更具毒性；较之于海德格尔，汉娜·阿伦特对美国及现代文明表现出更多的同情，但她也依然认为，“平庸”而不是“深度”导致了艾希曼以及整个极权主义的罪恶；而在中国目前大红大紫的斯特劳斯，更是以一种神秘莫测、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凭现代的平庸眼光就能理解的。

  他们的作品中经常充斥着诸如“本真性”、“完整性”、“主体性”以及“存在”等等这样的概念，暧昧难解，难以落到实处。他们能够在对这些玄奥问题的探索中找到理直气壮拒绝政治的理由，有人就指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解读是非伦理性的。这种对“完整”或“本真”的追求不仅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乌托邦色彩，试图超越扭曲与异化的现实生存；而且还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气息。当海德格尔会把“存在”、“本真”等一系列术语用于解释他对纳粹主义的欣赏时，人们便会在这些概念的引导下误入迷途，尽管在哲学上的价值难以抹煞，但这种对“本真性”的追求体现了对“本真性政治”的渴望，但这种政治与肤浅的现实政治毫无关系。正如英国学者斯蒂芬·布隆纳（Stephen Bronner）所言：“发人深省的地方在于，这些无比关注‘主体性的失落’的人居然对与反动的伪普遍主义和集权主义在制度上造成的恶果对抗的真正民主的实际作用完全懵懂不清。”为了存在而放弃伦理选择，为了深度而放弃政治正义，在德国思想中这样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

  德国文化中的反现代性思潮也对德国以外的世界产生着影响。它不仅为知识分子实现个人目的，对文明社会的不满提供了有效的弹药，而且更能引发后进国家的民族主义共鸣。无论是当代的“学术左翼”还是“学术右翼”，都很难与某种不那么客观的情绪脱开干系，尽管这些愠怒的冲动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正派行为。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对现代性的批判本身有助于现代文明的自我修缮和自我更新，但某种带有民族主义怨恨的学说又不得不让人感到警惕，那种标榜着“深度”的学说不得不令人感到担心。

  深度写作与政治宣传

  “如果总的氛围恶化了，语言必受其害。”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作的《政治与英语》忧心忡忡地表达了他的顾虑，“我预测，德国、俄国和意大利的语言，在过去的十到十五年间，由于独裁统治的缘故，已经退化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猜测，我没有足够的知识予以确认。”[13]奥威尔的猜测不无道理，政治与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互影响，一个时代的政治氛围会影响该时代的语言表述，同样，语言表达也会反过来对政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些德国的知识分子尽管并不热衷政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深度帮助政治家进行政治宣传。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神秘化形式的辩证法成为德国的风尚。那种故弄玄虚的深度写作会掩盖一些政治上显而易见的罪恶。海德格尔的思辨令人难以捉摸，他写的那些书，尽管“极少有人能了解其中意义”，但他竟能用“本真性”、“存在”等为自己的现实政治选择辩护。同样在战后，依然有不少学者刻意地在作品语言和写作风格上表现“深度”：阿多诺文风之缠绕隐晦自不必说，似乎“正是为了抵制文化工业的侵袭，才出现了他们那种极其晦涩，或者毋宁说是佶屈聱牙的写作风格”（斯蒂芬·布隆纳语）；斯特劳斯的“行文常显冗赘，其思想则甚为神秘而晦涩”（莎蒂亚·B·德鲁里语），他们旨在以“深度”的写作揭示现代性的“平庸”之恶，似乎只有“平庸”才会导致暴政，“深度”将足以让个体清醒完善，社会才能健全与正义。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些思想家的学说在一些后极权国家特别受欢迎，也特别容易走红。

  这种德国式的深度思考，也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与媒体话语中泛滥成灾。它正日益越出德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并以“反动的修辞”和“高级迷信”的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极权主义在德国、苏联兴起之时，“政治语言不得不主要由委婉式、祈求问题式和纯属云遮雾罩式的说法组成”。媒体可以把剥夺农民土地的行为称为“整肃边境”，把人们关押起来，经年不予审判，称之为“消除不稳定因素”。奥威尔例举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如何用堂而皇之而又不明不白的言论为当时的极权主义辩护：

  虽然我们坦率地承认，苏维埃政权表现出了某些特点，对此人道主义者可能会大加挞伐，但是，我想我们必须同意，对政治反对派的权利做某些限制，是过渡时期避免不了的事情，而俄国人民不得不经受的艰苦生活，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看，也是完全合理的。[14]

  这种语言上的夸饰，“像软软的雪花一样飘落在有关的事实上，模糊了事实的轮廓，掩盖了事实的所以细节”。为此，奥威尔发出这样的警告：“语言清晰最大的敌人是不诚实。”政治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使谎言看上去更真实可信，使谋杀变得更值得尊敬，让空话显得更有分量。但这样的例子，不仅发生在当时的欧洲，而且在今日的世界也日渐泛滥。拉塞尔·雅各比例举了斯皮瓦克关于萨尔曼·拉什迪事件的评论为例，斯皮瓦克这样论道：

  我再一次强调这种通过逆转而产生的难以逆转而产生的难以置信的联系——假装成作者的霍梅尼和作伪的莎巴诺标志着在源头就被抹掉了的痕迹的地位：集体支持的符咒使充满了神圣意图的单一当事人变得突出了；集体抵抗的符咒用东拉西扯的推论取代了在书上画出横直交叉阴影的被动书刊审查员。

  “无法写出完整的句子同无法做出坦率的政治判断或许是相互关联的。”[15]对这种明显捣糨糊的知识话语，雅各比有点愤怒得无话可说。在中国，我们同样能读到这类浮夸而狡猾的语言：

  准确地说，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部门在一个基础有些松懈的社会里，向世界最高水平做的一项全面冲刺，它要求铁路部门把自己的小环境打造成一个“超发达国家水平”的组织，还要求整个中国社会以严厉、同时又很积极的态度对待铁路部门的大胆创举。高铁的创新，就是中国社会的一次自我折磨。[16]

  这段文字出自中国某主流报纸针对温州动车事故所发表的社评。仅这段文字就可看出写作者的千回百转，左右逢源，立场暧昧。一件清清楚楚的责任事故最后被说成是“高铁的创新，就是中国社会的一次自我折磨”。这种扯淡式的写作在学术研究者的文字中也绝不鲜见，比如“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不宜用专制集权来概括，而是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反殖民体系语境下的，发挥了本土能动性的，反抗了霸权性世界构造的，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政党国家化’和‘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诸如此类的表述，让人读了觉得真是哭笑不得，无话可说。

  “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是一种罪过，“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碎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窍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的言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这会受到高兴地在如此‘深奥’的书中发现自己原也具有这样的思想的读者的喜爱”。[17]波普尔深感这种所谓“深刻”的文风恰恰显示了知识分子在思考与写作上缺乏起码的诚恳。有时，较之于那些清晰而有条理的表达，这些晦涩暧昧的文风反倒更容易对人产生诱惑，即便这仅仅是形式上的诱惑；正是这种形式上的诡异吸引力，为他们借助非论证手段传播奇谈怪论提供了捷径，这种深度写作也成为了政治的营销工具与洗脑手段。

  从贵族精英到民主公民

  从这样的深度迷恋中挣脱出来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德国战后重建现代国家的任务，而且也是一切后进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值得重视的问题。要让德国知识分子走出文化崇拜与民族主义，绝非易事。19世纪的海涅曾经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同胞：“（浪漫派）不再想做世界公民，不再想做欧洲人，而只想做一个心胸狭窄的德国人”。[18]20世纪，雅斯贝斯的时代同时也是斯宾格勒、施密特和海德格尔的。斯宾格勒以上帝式的审判预言西方文化的衰败，海德格尔则顽固地以农夫式的生存方式坚决抗拒现代思想的影响；即便亲历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阿多诺依然不够诚实地将奥斯维辛的责任推卸给现代性与文化工业；而在移居美国的德裔思想家斯特劳斯的眼中，美国除了平庸也只有平庸，反而他在同胞纳粹法学家施密特身上读出了深刻，并与这位前纳粹时期法学家展开了“隐秘的对话”。

  德国知识分子能够自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贵族的身份，却往往意识不到这种高贵背后的小家子气。1918年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曾自得于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冷漠。他认为德国的传统思想体现在文化、灵魂、自由和艺术上，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和文学。民主精神与德国人格格不入。他“痛恨政治和对政治的信仰，因为政治会让人变得傲慢、教条化、固执以及非人性化。”[19]他的看法直到20年代才发生改变，两次世界大战的亲身经历使他逐渐反思自己曾经坚守的价值。他终于认识到，政治和社会的行为，是人类领域中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文化和政治不可能彼此分开。尤其当他来到美国时看到，文化与政治在这里没有冲突，惠特曼式的浪漫主义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和谐共处。时代沧桑与人生经历使他最终明白，德国人需要的不是深度，而是“正派”（Anstandigkeit）。

  如何摆脱非现实的深度，如何克服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断裂，如何从精神贵族走向民主公民，成为了战后德国知识分子自我教育的重要目标。学者杨-维尔纳·米勒看到，以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为代表的德国的“怀疑一代”破天荒地头一次克服了精神与政治之间传统的德国式割裂，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阻止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死灰复燃，他们试图促进民主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一种民主的公共领域的形成。他们拒绝重蹈魏玛时期知识分子的覆辙，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将自我定位于“名士”（mandarins），“一种被认为是非政治的精神贵族”，他们对现代的、西方的、犹太的事物怀以极端藐视的态度。君特·格拉斯明确拒绝这一身份，认为“知识分子属性与其说是在文学领域中，不如说在与政治状况打交道中得到了促进。”[20]在另一篇《身为公民的作家》的演讲稿中，他坚持了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公民理想，提出作家们应该把自己从贵族精英的傲慢姿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捍卫共和制度的民主公民：“只有作家把自己看作是公民的时候，公民才开始把他看作是作家。”[21]除他之外，马丁·瓦尔泽、尤根·哈贝马斯也持类似的看法：“激进的魏玛知识界和纳粹时期腐败的德意志名士们，这两个反面教材，是激发我这一代人参与政治的动因。”[22]他们努力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努力成为公民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免又一个德国共和国因民主派的缺位而颠覆。他们共同看到德国知识分子唯有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克服自身的精英主义与贵族趣味，才能真正走出德国文化的自我封闭，真正融入现代文明的开放多元。

  民主先于文化：德国的教训

  除了亲历二战之外，托马斯·曼的思想转变与他的美国经历有关。新大陆的政治与文化成就为他的精神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这个新兴的民主国度里，托马斯·曼看到民主的广博与文化的深度能够共存共荣，相得益彰。在那里，“文学不是自命不凡地成为政治的替代品，而是要使政治更加丰富多彩”。

  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共荣共存确实在英美盎格鲁-撒克逊的历史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即便同样使用“文化”，英美思想体现的内涵也与德国大相径庭。19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作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虽然不无怀有愤世嫉俗的意味，但他也仅将文化视为补助手段，而非拯救世界的全部。在诸多美国思想家中，杜威最同情德国思想。他曾极力打破美国哲学界经验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将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引入其中，对黑格尔思想保持了极大的热忱。但他对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关注，不仅仅满足于“深度”的魅力，而是希望这种形而上学有助于启示人类将生命投入到公共服务中去。在这个意义上，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公民的哲学”。[23]他将这种“深度”有效地进行了常识性改造。

  作为杜威的当代继承者，理查德·罗蒂虽然也被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标签，但他并没有他的欧陆同胞那样故作神秘，而有着清晰的思想立场和哲学表达。在他看来，哲学真正重要的既不是高度，也不是深度，而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的各种问题。正是在对问题的解决与克服中，我们有可能抵达某种深度；而抵达某种深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给人类的世界确立一个富于希望的未来。在文章《民主先于哲学》中，他直接引述约翰·罗尔斯的见解：把民主政治置于首位，而让哲学处于次要地位，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民主先于哲学。[24]由此推论，民主也应先于文化。罗蒂的文化立场，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立场，而是代表了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对于文化深度与政治正义问题的普遍共识。

  从德国的教训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启发：对于一个现代文明的后进国家而言，必须警惕文化特殊论的思想魅力。文化上的创造能为弱者赢得自尊，但也能使其沉溺其中，自我迷恋。它让人遗忘追求公正与自由所必需的政治实践，却在美学与知识的空间里赢得虚幻的自尊。尽管德国的问题有它独特的民族性与地方性，但在关乎追寻现代与人格完善的问题上来自德国的故事依然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文化不可能超越政治，完善的人格培养也离不开政治实践这一重要前提。否则某种脱离现实的文化深度，只能被居心叵测的政治所利用。

  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也提醒我们：在重视提高个体文化素养的同时，不能忽略对公民政治能力的培育。无论是蔡元培的“审美教育说”还是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整个五四时代似乎都没有真正意识到政治能力之于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当时梁启超有所认识）。此外，五四以来国人对启蒙运动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法德思想，对英美现代社会缺乏必要的认识。尤其是没有认识到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觉悟高于政治实践这一事实。

  德国式的深度同样影响着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与理解，当前流行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尽管看似兴盛于法国，但就源头而论也多来自德国。我们当然不能轻易否定这些批评理论的思想价值，但必须看到它与德国性的特殊联系，尤其是它与某种狭隘的德国式的趣味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由于德国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因此来自于德国思想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显得尤为可疑；对现代性的反思似乎只是以“德国的头脑”思考“英美的躯干”，会使人们对这种现代性批判的客观性与正义性感到困惑。尤其当不少中国学者不断地引入德国式的深度以克服所谓现代人的“流俗之见”时，我们更需要倍加警惕。

  最后从美国与德国的比较中，人们应该体会到两种不同的“深度”。真正有价值的深度思考一定是针对现实问题，是能落实于人类现实生活所遇到的困境的，此之谓“深刻”；反之，一旦深度思考沦为语言游戏，丧失了自身的问题意识之后，它就成为一种“深奥”。这种“深奥”特别容易为政治宣传所利用，说着普通人听不懂的语言，打着“客观性”和“复杂性”的招牌招摇过市[25]，对这样的招摇撞骗，我们不能不多一份谨慎。

  哲学家、社会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曾这样写道：“自从德国错过了对于发展强大的市民阶级和现代自由民主至关重要的17世纪以后，德国就是一个‘被耽误的民族’。赶超的绝望努力、国家建设和民族意识上的弥补缺漏引导她走上一条‘独特道路’——所谓‘独特道路’——其终点就是第三帝国。”[26]想必这句话也会引起不少有良知的国人的共鸣。跟德国一样，我们也是一再错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转瞬之间，辛亥已逾百年。站在今天回望百年之前的辛亥革命与魏玛共和，发觉这两段共和往事冥冥之中存有联系。尽管往事如烟，但教训大于怀旧。这个发生在德国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本文发表于《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

  [1]阿尔伯特·赫希曼：《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王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3-164页。

  [2]安贝托·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19页。

  [3]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4]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8页。

  [5]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4页。

  [6]参见彼得·盖伊：《魏玛文化》，刘森尧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

  [7]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3页。

  [8]彼得·盖伊：《启蒙运动》（上），刘森尧等译，台北：立绪文化，1999年，第25页。

  [9]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10]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杨恒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

  [11]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51页。

  [12]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13]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

  [14]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

  [15]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姚建彬译，2007年，第212页。

  [16]《环球时报》2011年7月25日就温州动车事故发表的社评《高铁是中国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

  [17]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18]亨利希·海涅：《浪漫派》，薛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第42页。

  [19]彼得·盖伊：《魏玛文化》，刘森尧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20]君特·格拉斯：《身为公民的作家》，选自《与乌托邦赛跑》，林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

  [21]君特·格拉斯：《身为公民的作家》，选自《与乌托邦赛跑》，林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22]杨-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马俊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第15页。

  [23]罗伯特·威斯布鲁克：《杜威与美国民主》，王红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24]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25]“常有人指我骑墙，前后不一致呵。我的微博介绍就是“复杂中国的报道者”。复杂的中国哪有前后很一致的事情，哪有朝一个方向疾走而不瞻前顾后的时光？矛盾是中国的天性，改革调整是最常态选择。坚定的意义，首先是面对复杂的坦然和豁达。我尊重态度永远单一者，但我觉着自己内心的矛盾和复杂挺真实的。”摘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微博。

  [26]杨-维尔纳·米勒：《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马俊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第48-49页。